“湘军”的真正统帅不是曾国藩
摘自《岭南文史》 作者：贾熟村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期担任湖南巡抚。
    王定安写了一本《湘军记》，对于骆秉章其人，有如下一段评论：“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湘军史专刊》（2）第204页。）。”
    用“湘军”这个词汇进行著述的，首先就是王闫运写作了《湘军志》，接着又有王定安写作了《湘军记》。王闫运之《湘军志》其篇目有：湖南防守篇第一；曾军篇第二；湖北篇第三；江西篇第四；曾军后篇第五；水师篇第六；浙江篇第七；江西后篇第八；临谁篇第九；援江西篇第十；援广西篇第十一；援贵州篇第十二；援川陕篇第十三；平捻篇第十四；营制篇第十五；筹饷篇第十六。王定安之《湘军记》其篇目亦有：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从这些篇目可以明白地看出，不管是王运还是王定安，他们所说的“湘军”就是“湖南的军队”之意。既然“湘军”只是“湖南的军队”，那么，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左宗棠则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后来，由于曾国藩声望远远高出于骆秉章，一般人都习惯认为“湘军”即是曾国藩在湖南衡阳训练成军之“湘勇”，曾国藩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实在并不尽然。这是因为：
    第一：骆秉章是当权的湖南巡抚，曾国藩则为在野的侍郎，只从旁帮助骆秉章办理湖南团练。
    骆秉章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年龄方面也比曾国藩大十八岁，比左宗棠、胡林翼大十九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骆秉章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其座师又为当朝权贵大学士穆彰阿。曾国藩至道光十八年（1838）始中进士，在科举方面，骆秉章亦为曾国藩理之当然的前辈。况且，骆秉章在道光年间已深受道光帝的赏识，由编修、监察御史迅速升迁为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升至湖南巡抚。
    咸丰二三年（1852、1853）间，曾短期调署湖北巡抚，又回任湖南巡抚。从道光三十年算起，他盘踞湖南第一把交椅即达十年之久（《骆文忠公年谱》。）。正是他在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等帮助之下，把湖南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组织了起来，筹兵筹饷，建立了“湘军”，不仅镇压本省农民起义，而且将“湘军”派往湖北，派往江西、派往安徽、江苏、派往浙江、福建、广东、派往广西、派往贵州、派往四川、陕西甘肃、他在名义上是由清朝宫廷进行调遣，而实际上则由自己充当“总司令”。曾国藩、江忠源、刘长佑、席宝田等则类似于“前敌指挥”而已。曾国藩在长沙受到提标兵的围攻几乎丧命，向骆秉章叩门求救，骆秉章为之缓颊始罢（《湘军史专刊》（1）第22页。）。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愤而回籍奔丧，不欲“复问世事”（《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26页《复郭筠仙中丞》。）。若无骆秉章向清廷请求起用，曾国藩也不可能再出治兵。
    种种情节，颇耐寻味。所以直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还谆谆告戒其弟曾国荃要“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并且，不仅曾国荃如此，即曾国藩之部将周凤山，他也同样“批其听侯南抚院调度（《曾文正公家书》卷5第217页。）。”
    第二：按照王闫运、王定安听使用之“湘军”概念，江忠源、刘长佑系统之“楚军”无异正为“湘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一般习惯所说的“湘军”概念，则“楚勇”很难算作“湘军”的一部分。因为在曾国藩在衡阳组训“湘勇”之前，道光末年，江忠源已经率领“楚勇”镇压过青莲教雷再浩起义，咸丰元年（1851），又调往广西去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35页。）。当时已有不少人直呼“楚勇”为“江家军”（《江忠烈公遗集》附录：黄彭年：《江忠烈公基表》。）。与“湘军”不免畛域之分（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1第8页。）。江忠源死后，“楚勇”归刘长佑、江忠义等统带，而始终和曾国藩保持相当的距离。
    曾国藩一度极需刘长佑率“楚勇”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却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以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5页《复左季高》。）。刘长佑作了广西巡抚，仍对曾国藩谨小慎微，极其谦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颇存戒心，使曾国藩大为不安，他写信给刘长佑说：“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以后望弗再施，至感至嘱（《曾文正公书札》卷14第10页《复刘印渠中丞》。）。”接着，再次写信给刘长佑说：“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戒，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曾文正公书札》卷16第12页《复刘印渠中丞》。）”
    不管曾国藩对刘长佑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却始终保持着“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其实，极力欲将刘长佑系统纳入自己指挥之下的，不但只有曾国藩，而且还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以曾国藩在另一封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又说：“印渠部下三杰，岘庄（案即刘坤一，刘字岘庄）吾未得见；味根（案即江忠义、江字味根）、孚吾（案即李明惠，李字孚吾）则非‘湘勇’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案即胡林翼，胡字润之）亦求之若渴！……‘楚勇’……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按即江忠源，江字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案指罗泽南）、李（案指李续宾）诸公也（《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2页《复左季高》。）。”
    曾国藩不但不能将刘长佑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即使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也极为艰难。例如曾国藩欲调刘长佑部将萧启江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实行，刘长佑就曾两次递折奏留萧启江，终不遵旨拨调。到了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又拟奏调刘长佑部将蒋益澧为助（罗尔纲：《湘军兵志》第215页。），曾国藩总结了奏调萧启江部的教训，写信给左宗棠说：“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隙，可为鉴也（《曾文正公书札》卷13第42页《复左季高》。）。”
    刘长佑与骆秉章、左宗棠的关系远较曾国藩为亲密，刘长佑基本上也一直在骆秉章、左宗棠指挥之下作战，在江西、在湖南、在广西无不如此．所以经左宗棠与刘长佑函商，蒋益沣部即迅速拨归左宗棠指挥，成为左宗棠的主力部队。
    后来，江忠源、刘长佑“楚军”系统之席宝田部开入江西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仍如实地承认他们之间有门户之别，谆谆告戒曾国藩“湘勇”系统之大将李榕：“阁下至饶境当可与席观察会晤，尤望妥为联络。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刘印渠之风，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阁下亦可兼取其长（《曾文正公书札》卷21第41页《复李申夫》。）。”
    第三、骆秉章指挥的是“湘军”的全局，曾国藩指挥的却是“湘军”的局部。
    所以潘祖荫曾在奏折中写着：“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潘祖荫折》（咸丰10、闰3、23）。）。”骆秉章不仅指挥“湘军”镇压本省的农民起义，而且派兵四出，到外省去杀人放火．咸丰三年（1853）他曾命令王珍率所部镇压兴宁农民起义。接着，又派王珍率部击败广东乐昌农民起义军之进入湖南省境者（《骆文忠公年谱》。）。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又派鲍超率湘军水师先赴湖北，而以彭玉麟募勇继其后。并起用杨岳斌以固北路之防。同时以田兴恕部防御湖南东路，以王珍部镇压湖南南路。及太平军石达开部挺进江西，连克瑞州、临江，军威远震吉安、抚州、建昌各府县。骆秉章更加锐意车援。命江忠济部出通城以固岳州之防；命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道入赣，于咸丰六年（1856）连陷萍乡、万载、袁州、分宜、新喻等地（《清史稿》第39册第11921页。）。咸丰七年（1857），骆秉章又命蒋益沣率永州兵开入广西，命王珍部开往江西，命兆琛部开入贵州，分别在各省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挺进湖南，骆秉章更调遣陈士杰、魏喻义防守岿河；起用刘长佑、刘坤一募勇四万备战；并从江西调回了萧启江、张运兰等部，从贵州调回了田兴恕部，从湖北调回了李续宜部，与太平军会战于宝庆，给太平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仅太平军之被瓦解者即达数万人之众。
    刘长佑还奉命尾随石达开部进入广西作战，以战功升任广西巡抚，再升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自鸣得意，特别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曾涤生（案即曾国藩、曾字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晒之，……现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曾涤生所欲调而未得者，周云耀、王璞山（案即王珍，王字璞山）耳，湘省支持数省，岂仅恃此两君乎（《左文襄公书牍》卷3第46页。）？”而清朝宫廷也对骆秉章屡次颁诏嘉奖。例如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上谕”即称：“湖南巡抚骆秉章自前年筹办船炮接济曾国藩等大军，嗣复派兵援剿贵州、江西等省，克复铜仁、松桃、萍乡、万载，并剿办广东连州、广西灌阳、湖北通城等处贼匪，均参能不分畛域极力图维。兹又派兵越境克复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二城，攻夺贵州铜仁险隘二处，实属尽心调度，荩绩堪嘉！骆秉章著加恩赏戴花翎（《骆文忠公年谱》卷上、第49页。）。”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又有“朱谕”称“湖南巡抚骆秉章筹画军务，能任贤才，克臻安谧，着赏加头品顶戴（《骆文忠公年谱》卷下第3页。）。”
    至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该年六月二十九日，骆秉章复奉“上谕”：“本日据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克复江宁，全股悍贼尽数殄灭。……四川总督骆秉章前在湖南巡抚任内荐贤使能，创办团练，克复城池，其于楚师饷项尽心筹画，不遗余力。及擢任四川总督，复督饬官兵殄灭石达开等逆首，询属老成持重，懋著公忠。著加恩赏给一等轻车督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第39册第11924页。）。”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骆秉章不仅与“湘军”关系密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正是“湘军”的最高指挥官，“湘军”的领袖。“湘军”这个词汇，应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王闫运、王定安所说的“湘军”，其含义就是“湖南的兵”，正是广义的“湘军”；从晚清直到现在，一般人以至史学界也习惯地认为：“湘军”是指曾国藩创办的，由曾国藩任统帅的军队，包括咸丰四年正月随曾国藩誓师“东征”的陆师和水师，以及后来曾经由曾国藩指挥过的湖南军队和外省军队，这后一种则为狭义的“湘军”。因为它不能包含留守湖南本省的湖南军队，不能包含派往湖北的湖南军队、派往江西的所有湖南军队、派往浙江的湖南军队、派往广西的湖南军队、派往贵州的湖南军队、派往四川、陕西、甘肃的湖南军队。而所有这些湖南军队吃的都仍然是湖南的粮饷，用的都仍然是湖南提供的军需，因而也都得服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调遣，“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史专刊》（1）第1页。）。”
    所以，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