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显得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邓家是１９７７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５８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１９３９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２３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和邓小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合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１９６６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把粗毛线再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