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一生有着太多的传奇。无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还是情感世界的缠绵裂变，都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政治生涯，自有历史作出是非评判；他的情感世界，也有梳理的必要。陈独秀的婚姻历经四次情变。他的私生活肯定是不严肃的。但从他与四位女人的悲欢离合中，多少也可窥见其复杂人生的一面。
包办婚姻尝苦果
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即将寿终正寝的科举连在一起的。1896年，18岁的陈独秀真是福星高照。为了“敷衍母亲”，本心厌薄科举仕途的陈独秀勉强参加了院试。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居然以一篇“不通的文字，蒙住了不通的大师”，一矢中鹄，榜列秀才第一名。尽管陈本人对此不屑一顾，但这历来视为光宗耀祖的成功却招来喷啧称羡。从此，街头巷尾的大户人家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了。许多人纷纷登门提亲说媒，以图闺阁秀女有个好的归宿。
在与陈家联姻的角逐中，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终于成为赢家。凭借统领的显要地位，加上身为知县的陈独秀养父也有趋炎附势之心，这桩婚姻无需陈独秀首肯，两位家长作主订下儿女终身。高统领的长女高晓岚将成为陈独秀的新娘。
定亲的翌年，19岁的陈独秀与高晓岚成婚。为了炫耀门楣，陈高两家为儿女婚事大操大办，十分排场。高登科为女儿置办了极为可观的嫁妆，仅金镯就有10两重。大喜之日，陈家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新娘的花轿由清兵卫队护送，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好不热闹!陈独秀在一片喧闹鼎沸，盈盈喜气中完成了人生大典。这是他四次婚姻中唯一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是他一生中举行的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婚礼。 如果说，新婚之初的欢快，使陈独秀夫妇还有些许情意的话，那么，婚后不久，双方的差距就很快形成裂口。高晓岚与陈独秀成婚时已21岁，比陈长3岁，她长得眉清目秀，体形颀长，外貌端庄标致。但她目不识丁，且自幼受后母虐待，性格古怪，一言一行，墨守成规，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子。而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又不安现状，容易接受新事物。按陈的好友潘赞化的说法，高晓岚与陈独秀的“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婚后，陈独秀曾多次劝高晓岚读书识字，了解一些文学知识，但她消极保守，对此不屑一闻，甚至讥骂陈放“洋屁”。最令陈独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次他拿来一本《三字经》，欲教高晓岚读时，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书撕得粉碎。陈独秀想去日本留学，但经费拮据，囊中羞涩。欲借高氏10两重的金手镯作为盘缠，待日后成名，有了银两再作奉还，可高氏“坚决不肯，时常吵口”，并想方设法阻止丈夫出洋留学。在巨大的隔膜中，分手是难以避免了。
这桩缺乏爱情的婚姻勉强维持到1910年。没有一纸休妻的传统形式，也没诉讼离婚的新派做法，陈独秀以与另一女子同居、结婚的浪漫方式，给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划上了句号。1913年，陈独秀在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安庆。此后，他再也没有归过家门，而将门闺秀高晓岚，却一直空守安庆家中，夫妻关系名存实亡。至1930年7月，孤苦伶仃的高晓岚在安庆饱含丧子失夫之痛，郁悒寡欢，含愤而死，终年53岁。陈独秀同原配夫人育有三子，长子延年，次乔年，三子松年。
情种播撒妻妹身
1909年7月，正值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婚姻濒于死亡之际，一位个性鲜明的时髦女性卷入他们死水般沉寂的生活。这位少女不是别人，正是陈妻的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亭亭玉立。秀丽甜美，明眸皓齿，着装入时，俨然一个文雅、大方、俊秀的新女性。当时她正在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思想活跃，见多识广。这年学校放假，君曼来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姐姐家中。她与姐夫陈独秀一见如故，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相似的情调，合拍的思想，使他们相处投机。君曼那开朗不失其深邃，飒爽不失其文雅的性格特征给陈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而陈独秀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胆略早已让君曼心潮激荡，仰慕不已。打那以后，他们寻找各种由头，经常见面，晤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天长日久，过从热络，感情的天平很快地滑落。俩人的关系渐渐超出了姐夫与妻妹的界限，情不自禁地步入爱情的“伊甸园”。事情的发展几乎是闪电式的，不到半年，他们的爱情达到了峰点——同居、结婚。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的“出格”行为，在古城安庆刮起了狂风巨浪。养父陈昔儿大发雷霆，痛骂陈独秀为败家子，扬言要“退继”，断绝与他的父子关系，直到把他逐出家门。岳父高登科怒气冲天，悔恨当初瞎了老眼，错择女婿。甚至对高君曼施以打、罚、跪等暴力手段，还多次为她择婿，以绝其望。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陈独秀与高君曼依然我行我素地发展热昏了的恋情，最后终于导致男方父子反目，女方父女成仇的结局。陈独秀与高君曼比翼成双，远走高飞，同居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们“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在杭州将近两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安然自得、爽心悦目的美好时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炮声打破他们温馨的梦乡。思想激进、同情革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跳出甜蜜的安乐窝，投身到社会实际斗争的洪流中。1912年初，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久慕陈独秀之名，邀请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陈接函后，征得君曼的支持，他们回到故里安庆。从此，陈独秀开始展现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才华。而他与君曼，从1909年同居、结婚到1930年分手，整整20年，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和“四·一二”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风来雨去，纵浪人间。高君曼始终对陈独秀一往情深，恩爱有加。
然而，如此娴雅娇好的妻子同样不能摆脱命运的捉弄。步姐姐之后尘，高君曼也不幸成为爱情的牺牲品。大约在1924年左右，婚姻的悲剧悄悄地拉开了帷幕，两人的情感裂变发端于陈不检点的生活方式。陈独秀向来风流成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时缺乏检点。甚至“在建党之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早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他就经常跑八大胡同的妓院，因此街头小报说他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他和高君曼的结合可谓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即使如此，他也爱不专一，朝秦暮楚。年轻的君曼对陈的“寡人之疾”自然耿耿于怀。心有不悦，面有愠色，两人的感情开始出现危机。先是1925年开始分居，最终因为陈再度外遇而彻底破裂。1930年冬，君曼索性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移居南京城内的几间破草屋。凄凉不堪之中，孤苦无助，直至1931年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陈一面。享年46岁。高君曼断断续续地与陈独秀生活了近20年，育有一男一女，即女儿子美，儿子鹤年。
风浪情爱生前隐
陈独秀的第三次婚姻至今还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由于此次情爱而成为第三位妻子的施芝英无疑是陈独秀感情世界中最神秘的一个女人。
说她神秘，是因为在60年后，她与陈独秀的关系才露出真相。她与陈萍水相逢，由秘密同居到结为露水夫妻，他们曾拥有一个暂时的、温暖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陈独秀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妻子。她填补了陈独秀与高君曼的一段感情空白。
道明事情的原委，需从一次神秘“失踪”事件说起。1926年1月下旬的一天，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突然失踪了，中央机关内一片恐慌，同事们以为他被“秘密地处死了”。张国焘很伤心地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大约一个月以后，陈独秀裹着一件棉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中央机天的同事们面前。大家又惊又喜，连忙问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露面。陈闪烁其辞，说自己去了医院，由女医生护理，还告诉秘书处的任作民以后可以去他的“家”。当时，他与君曼已分居。显然，这不是原先的那个家。 原来，这一个月陈独秀始终和一女医生在一起。1月底，他因得了伤寒病去一家医院就诊。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位叫施芝英的女医生。本有女色嗜好的陈独秀被施的年轻貌美、文雅娴静迷住了。后来，他常常因胃病去医院，请这位漂亮的女医生看病。起初，施并不了解陈的来历，一来二往，名流的威望和儒雅终于扰动了施的芳心。就这样，她对陈由病人到恋人而后情人，由崇拜而生恋爱，由爱恋而后同居，双双堕入爱河，开始了一段隐居式的共同生活。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分手后，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只得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的一间办公室。
施芝英与陈独秀的这段姻缘，在陈独秀死后30多年才被揭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三个在新疆工作的年轻人，写信给有关方面，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9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外祖父是陈独秀。此事非同小可，既无记载存档，又无小道传闻，突然冒出几个陈独秀外孙。后经有关方面组织调查，才知道陈确与施芝英同居过一段时间，但陈、施二人并没有生育。至于陈虹，并非陈的生女，而是施的养女。1937年8月，陈独秀从监狱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过一面。陈虹称是他的女儿，来认父亲，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 施芝英是陈四个妻子中，唯一活到解放后的人。她于1973年病故。她与陈独秀生活得如何?缘何分手?施芝英至死缄口不语，迄今仍留迷案。
老夫少妻终了情
陈独秀与第四位妻子结缘是在其政治落魄的生涯中。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叛而夭折。陈独秀因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党内批判，并被撤销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腥风血雨之中，蒋介石又悬赏3万大洋缉拿他。1930年冬，陈独秀不得不改名易姓，隐居到沪上岳州路水兴里。这是条拥挤狭窄破烂不堪的弄堂，居民都是家境窘迫的下等人。在这里，陈独秀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第四个妻子的青年女工潘兰珍。 潘兰珍，生于1908年，江苏南通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4岁那年她随父母逃荒到上海。父母靠卖苦力养家活口，度日如年。饥寒交迫中，小兰珍一天天长大，十三四岁时进了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后来，她的父母为谋生路迁往浦东，小兰珍独自一人住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
同住一条胡同，自然时常碰面。日子久了，免不了搭讪寒暄，渐渐地，由陌生变得熟悉起来。兰珍没有文化，经常求教于陈独秀，总是受到热心指导。一开始，陈独秀确曾像父亲那样疼爱和关心兰珍。聪明的兰珍很快学会了读书、画画、唱歌。陈的体质较差，又不与外界接触，孤援寡助，兰珍经常替他买菜、做饭、洗衣。后来，一老一少就像一家人，吃喝在一起。日渐亲密。1930年底，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永兴里11号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一对老夫少妻结为百年好合。那年陈独秀52岁，而潘兰珍只有22岁。耐人寻味的是，潘兰珍其时还不知他的夫君就是声名赫赫的陈独秀。
兰珍生性忠厚善良，对陈独秀情深意切，忠贞不二。艰辛的生活磨炼出她倔强的性格。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突然被捕，身份暴露。她无怨无悔，并决意与陈独秀同甘共苦，至死不渝。
陈独秀被捕后，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兰珍颇费周折地打听到他的下落。随即辞去上海的工作，只身奔赴南京，探视陈独秀。其实，陈独秀在被捕以后，也时刻惦念着心爱的兰珍，对于自己出于无奈对她隐瞒身份而内疚不已。夫妻重逢，悲喜交集，其中滋味，难以言表。兰珍不顾丈夫的反对，执意留在南京照料他的生活。 陈独秀是个特殊人物，在监狱极受优待。兰珍因而出入方便。她一边在外打工挣钱，一边去监狱照顾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一呆就是5年。这5年，兰珍奔波操劳，默默奉献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她给陈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安慰。这5年，也使她的眼界大开，在狱中她见到了众多亲友宾客，甚至国民党的达官显要，社会名流。
漫长的铁窗生活，使这对老夫少妻的爱情经受了考验，“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陈独秀出狱以后，兰珍如影随形，与之难舍难分，后来他们一同漂泊到四川江津县。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她自始至终陪伴他、照料他，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的幸事”。
1942年5月27日，躺在病榻上的陈独秀已奄奄一息。望着孤零零的妻子兰珍，一阵心酸。他嘱咐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陈独秀与世长辞，最悲痛的莫过于爱妻兰珍，她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唯一可以依赖的亲人。1946年，潘兰珍带着陈独秀留下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5个古瓷碗等，重新回到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做临时工。后经人撮合，与国民党一下级军官结婚，不幸灾难再次降临。新夫又暴病归西。1949年11月，潘兰珍因患子宫癌不治身亡，享年50岁。她与陈独秀生活了十余年，一直没有子嗣，曾于1932年收养一女，取名潘凤仙。
(湖北省南淹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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