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年的上海大学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骗到了台湾；

　　经过一番魔鬼特训，成了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

　　他，又被派遣潜回大陆……

　　口述 罗列成  整理 周华诚

　　1996年罗列成在《上海滩》杂志写过相关的回忆文章

　　制图 杜卉

　　我今年85啦！民国十六年生的。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再没有回头路可走

　　那年头兵荒马乱。

　　1949年，我在上海念书，大三，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都纷纷逃往台湾。我们这些穷学生，前途未卜，每个人心里都焦虑极了。

　　我大概算是当时最正统、最听话的学生了。抗战爆发，我从上海租界，辗转江苏宜兴、江西兴国，好不容易把中学念完。之后，响应号召，加入青年军。结果鬼子没打上，抗战胜利了。

　　蒋经国下令，高中毕业的青年军全部复员读大学。当时上海有四所国立大学，暨大、交大、复旦、同济。我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就想好好念点书，所以暨大的地下党鼓动进步学生闹学潮，我不乐意：学潮一闹，全部罢课，还怎么念书啊？现在回头看，我是觉悟不够高。

　　上海快解放了，时局越来越乱。1949年4月15日，我收到一封油印的恐吓信，大意是说：罗列成，你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所干的一切勾当，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等待人民的公审吧。

　　落款“上海学联”，还有公章。

　　后来了解到，4所国立大学有30多人收到了信。大家惊惶万分，手足无措，集中到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共商逃命之事。

　　有人主张去广州，有人主张到浙东打游击……可是能逃到哪里去？逃得了今天，又怎么逃过明天？

　　正走投无路时，有人提议见方治。

　　方治是谁？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老谋深算的党棍。我是暨大的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他对我也有印象。大家就推举我带头，一起去找他。

　　到方治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中统特务邹道树过来了：“同学们，你们以前不太懂事，还抱着与共产党和平共处的侥幸心理，如今怎么样？上了学联的黑名单……”

　　方治抽着烟，打着官腔说：“我们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点，再来听消息。”

　　第二天，我们没有见到方治，只从邹道树手里拿到一份由方治写的亲笔信，介绍我们30个人到原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见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安排我们4月19日晚到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沿平轮”，那是装新兵的船。

　　船开了两天一夜，到了台湾基隆码头。邹道树早在码头等候了。一见到我们，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终于把你们请来了！”

　　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要去台湾！上船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件行李，连上海的哥哥都来不及告诉。我这才回过神来：所谓的“恐吓信”，都是邹道树一手炮制的！他说：“我要是不写那封信，你们能来台湾吗？！”

　　原来，是方治想把我们带去台湾。他是搞政治的，难道让他一个光杆司令去见他的主子吗？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在人生这个棋盘上，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石牌训练班” 要把我们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潜回大陆

　　凭着“大学生”这块牌子，我很快找到工作———到位于台中的装甲兵子弟中学当教师，是由原暨大校长李寿雍介绍的。

　　1950年元旦，学校放假3天，我去台北观望一下政治气候，不料碰上了上海光华大学48届历史系毕业生张丹秋。他是中统分子，以前在上海相见，我们之间泾渭分明，各自相轻。而今在台北邂逅，却分外亲切。

　　得知我当教师，张丹秋直呼“没出息”，他说：“男儿志在四方，何必龟缩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祖国如此之大，难道容不下你我一席之地？”

　　听了他一番鼓动的话，我全身热血都倒流了。大概见时机成熟，张丹秋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如此这般地讲了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务……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