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访方志敏烈士之女方梅
方志敏会陪蒋介石下象棋？

　　他的妻子曾在狱中生子？

　　临刑，烈士究竟怎样壮烈死去？

　　因为不满影视剧的编造和歪曲，只读过4年书的方梅，决心为父亲写一部全传；

　　20年过去，她得到的，不仅是几百万字的笔记，还有历史中真实的父亲、母亲……

　　我曾接触过方志敏一些史料，发表过一点见解。因为这份机缘，前不久，我受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邀请，出席了该研究会会议，并专程拜望了方志敏烈士的女儿方梅女士。

　　方梅1932年出生在江西弋阳。出生时，正碰上白军围剿，母亲缪敏情急之下，掐断脐带，被红军游击队抬上担架迅速转移。后来，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她被寄养在赣东北苏区一个害了病的红军排长家里。父亲方志敏牺牲的时候，方梅还不满三周岁。

　　按约定找到滕王阁附近的集体宿舍楼，问过一位老者，确认方梅就住在这栋楼。雪中的南昌很冷，我不经意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这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楼，显得破旧不堪，凌乱穿越的电线悬挂着从楼上丢下来的垃圾袋———方梅老人，真的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电话里方老告诉我，楼下铁门有个破洞，伸手进去就可以开门。几分钟后，我上到7楼，满头银发的方梅老人已在门口迎候。

　　我之前已得知方梅的家庭情况，但一进门还是吃惊不小：两居室的一套房子，客厅很小，光线暗淡，墙壁随处可见斑驳的暗迹，要不是挂在墙壁上的几幅方志敏烈士遗像，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就是方志敏烈士女儿的家！

　　客厅正中，两个旧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母亲缪敏的一幅瓷板画像端端正正摆在中间；挨着窗户而立的书柜，摆满了书籍和大大小小的药瓶子；一张堆满笔记本、稿纸和资料的四方桌紧靠着窗户。这张四方桌，开饭时是餐桌，平时是书桌。

　　这让我想起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名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已近耄耋之年的方梅老人，谈起父亲方志敏，思路清晰又敏捷。

　　1影视作品编造历史，这很可怕

　　问：您写《方志敏全传》之前，已经有不少关于方志敏的研究书籍和文章，您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部全传？

　　方梅：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1980年，有一部电影，主要讲我父亲在狱中斗争的故事。为了表现方志敏坚贞不屈的形象，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他在监狱中与妻子缪敏见面的情形，还说缪敏在狱中生下一个男婴；敌人先是严刑拷打缪敏，让方志敏当面看，说你夫人正怀着身孕；孩子出生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专门到南昌劝降；在一个公园里，蒋介石要方志敏陪他下象棋，宋美龄则在一边做缪敏工作。

　　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父亲不会下象棋，更不会和蒋介石下象棋。他在狱中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里有一段话：“刘、王两人经常下棋，我对棋是门外汉，看也无心去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这书，我读烂了三本，年轻的时候，能一字不差地全文背诵。这里的“刘”，就是刘畴西；“王”，是王如痴。都是红十军团被俘的高级将领。当时还有一个曹仰山，他们四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方志敏想不想见妻子缪敏一面？当然想，但是敌人的条件是要方志敏写一个“倾向于他们”的文告，也就是要方志敏投降。方志敏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至死都未能与缪敏相见。再说生孩子。缪敏是1935年6月被敌人从山上抓到的，之前，孩子已经生下来，因为害怕孩子的哭声暴露躲山的乡亲和游击队的行踪，她狠了狠心，亲手将刚出生的孩子捂死。她被敌人关进南昌女子监狱，此时的缪敏，身体已经无比虚弱，哪里还有孩子？

　　很多观众可能不会读到这一段历史，看了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就会被他们以“历史”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很可怕。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的。

　　这件事狠狠地刺激了我。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部关于父亲的全传，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

　　2父亲是顶天立地、情感丰富的人

　　问：您的童年是怎么样过来的？

　　方梅：讲到童年，要先讲一件事，那就是我父亲方志敏和妈妈缪敏一共去看过我两次。

　　我刚出生不久，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上山打游击，带着个孩子不方便，便托人把我送到了一个江西老俵家里寄养。开始，到处找人，找有奶水的妇女，最后，好不容易找到我后来的养父母家。我的养父是一位红军排长，叫吴西河，成天跟着我父亲打仗行军，曾多次保护我父亲。后来他得了病，不得不离开红军队伍。我的养母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苏区妇女干部。是他们把我从小带大的。

　　敌人搜山围剿失败后，父亲和母亲一道去看我，当时，我非常瘦弱，哭声又细又小，像小猫叫，母亲说我可能养不大了，但是父亲说不。我生下来时，他就给我起名叫“方梅”。他对母亲说，梅花能傲雪斗霜，梅花的生命力是无比顽强的，梅儿一定会像梅花一样坚强地成长起来的。母亲在一旁含泪点头。

　　我父亲曾经拟过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五物，松柏翠竹白梅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他是用“松柏竹梅兰”给起的名儿。

　　第二次来看我，也是在一次战役结束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环境恶劣，我生了一种什么病，类似于褥疮吧，屁股下的尿布揭下来的时候，带下来一片血糊糊的肉。父亲看到这一幕后，心疼极了，他默默无语，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偷偷地掉眼泪。这是乡亲们后来对我回忆说起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父亲是爱我的。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人。

　　3苦难童年，我想要一只发卡

　　问：生长在农村，您必然干过农活。

　　方梅：除了不让女人干的重活，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像砍柴、煮饭、下田拔草、耘禾、上山打竹笋，还有放牛、喂猪、打猪草、摸螺（捡田螺）啦，数不过来。八九岁的时候，我懂一点事了，也想要好看了，就很想要一个发卡。大人说，想要一个发卡呀，行，但你得摸一箩筐螺回来。螺，人可以吃，也可以喂鸭子。我就去小河沟里摸螺，真就摸了一大箩筐回来。

　　有次放牛，我不小心把牛鼻子给拉豁了，牛就跑去吃禾苗。穷人家的禾苗可吃不得呀，我拼命在后面追，急得大哭，后来大人都过来帮忙，才把牛捉住。

　　大概10岁的时候，一天，国民党一个部队被日本人打败了，退到山里，在我们村庄，有好多伤兵抬过来，许多老百姓都去看，我也跟着去了。伤病员中有不少人得了痢疾，我不小心被感染上了，拉了几天几夜。什么药物也没有。我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眼看就不行了，我的养父养母急得眼泪汪汪。

　　我奶爹（养父）一直守在我床边，但他也没有办法。后来，许多红军老战士听说后，都来了。这些人都曾经是我父亲的老部下，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失败后，他们九死一生，隐姓埋名藏起来。他们说不能让方志敏的女儿就这样死掉，烈士的后人我们一定要抚养成人。他们找来一个懂点中医的人，说山上有一种草药，如果用一担药根熬成一碗水喝下去，这个病就能好。我奶爹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带上柴刀就进了山。后半夜，他果真挑回来一担草药根，赶紧洗干净，放到一大锅水里头煮，最后熬成两碗药汤要我喝下去。

　　那个药好苦啊，我不想喝，但奶爹守在我床边哄着我喝下。说起来也真神奇，喝了这两碗药，我的痢疾就好了，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路，蹦蹦跳跳了。那时候的苦啊，唉……说不尽（老人停顿了一下，目光朝窗外凝视着）。

　　4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追寻父亲足迹

　　问：后来，为了写作，您也吃尽了苦头？

　　方梅：对。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吃苦。我花了20年时间，前10年，是收集资料，后10年是写作。我跑遍了父亲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上千人，大部分都是老红军，光座谈会就开了上百次。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听说我是方志敏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

　　我到葛源去（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许多老红军一早就听说我要来，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被锯掉了腿，一瘸一拐拄着拐杖赶来；有的已经走不得路，由后人背着搀着赶过来。见了我，放声大哭，说今天终于看到方志敏的后人了。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乡亲们也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地的乡镇领导也专门安排了接待，搞了伙食。吃饭的时候，有两大桌老红军。乡里还特地派了一个秘书来记录，我自己也做笔记，但我文化水平低，记得乱七八糟的，只好回去又整理。

　　上海市委搞“可爱的中国”大型文艺晚会，请我去。我提出要求：将给我买飞机票的钱直接发给我，我坐火车去。我很想去浙江金华采访，因为当年我父亲被关进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时候，有个代理所长叫凌凤梧，冒着风险为方志敏换了较轻的脚镣，还给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照顾。我很想去看望他，还有他的亲属。但是因为经济不宽裕，一直都未成行。参加完上海的活动后，我就直接去了浙江，了却了一桩心愿，也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

　　还有九江，包括彭泽、湖口、德安、永修等地，只要是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要去，查找当年的档案，找当地的老人、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了解情况，反复核对历史细节。每次去，都得到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的支持与帮助。有时，回到旅社整理笔记，忽然发现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又连夜跑去敲人家的门。

　　最伤心的是有一回坐车，笔记本被人偷了。我难过极了，就像弄丢自己的孩子一样，饭也吃不下。我只好重新去采访。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笔、摄像机，我那时候，就靠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

　　问：您完全可以就采访的这些经历，再写一本书。

　　方梅：（笑）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你看看桌上堆的这些资料。

　　5父亲狱中遗著影响了我一生

　　问：那么，在写作上，您是怎样克服文化方面的困难的？

　　方梅：江西解放的时候，我17岁了，一天书也没有读过。我母亲缪敏派人直接把我接到弋阳县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她一身军装，腰上挎了把盒子枪，很英武。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妈妈后，不顾一切冲到台上，抱住她就喊妈妈、大哭，她也抱住我大哭。台下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母女二人都哭得不成样子。

　　后来平静下来，她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决定送我到烈士子弟学校去读书。我当时已经成年了，哪里还读得进去书！母亲反复教育我，说新中国的建设不能没有文化。她强逼着我学习。我逃了几次学，每次又都被她抓回来苦口婆心教育，也有鼓励。

　　1953年，我识得一点字后，母亲送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在狱中的遗著《可爱的中国》。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母亲在书的扉页上特别写下一段话，大致意思是说，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你一定要精读、细读、反复读，深刻领会书中的含义，继承父亲的遗志。

　　读到父亲的著作后，我的学习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觉得父亲每天都在看着我，关心着我。我前后一共只读了4年书，参加工作后，我已经能自觉地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文化了。但对于写作来说，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我讲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不是谦虚，是真话。后来写那本全传的时候，我吃尽了苦头，先后写了十几二十稿，反复修改。改了还不行，但又找不出是哪里不行，反正感觉就是不对。又逼自己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看文学作品，学习人家的表现手法，同时，还向有经验的专家请教，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

　　当年拍的那部电影，我提出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有位大领导听到后，很不高兴，对别人说，不要听她的，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能懂什么。我听到这样的话后，很生气，但我没办法跟他们争辩。这更坚定了我要为父亲写一部全传的决心。

　　为了核对某些史实，北京的一些档案馆我差不多都跑遍了。就这样，我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有些资料，当时就连搞方志敏研究的一些专家都很难找到。

　　6父亲留下的最珍贵遗产

　　问：说到核对史实，我正好有一个问题要当面请教。《方志敏全传》写道，1935年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敌人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有两个细节：一是方志敏临刑前，嘴里塞了毛巾；二是子弹从他的后脑穿过。这两个细节是不是您想象出来的？

　　方梅：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敌人在南昌城找来一个照相馆的师傅给他拍照。这个照相师傅当时就在刑场。解放后，中央要求江西方面一定要设法找到我父亲的遗骨，为此，省里特地派人找到了这个照相师傅。他说敌人怕方志敏喊口号，闹出动静，从牢房里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嘴里塞了毛巾，他亲眼看到刽子手从后脑那里开枪的。

　　问：1999年8月1日，《方志敏全传》出版发行，这是一个女儿献给父亲的最好礼物？

　　方梅：是的。1999年8月20日，在父亲百年诞辰前一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胡锦涛同志代表党和国家出席纪念大会，并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我们这些烈士亲属。党和国家、人民没有忘记方志敏。

　　问：能讲讲方志敏的清贫吗？

　　方梅：他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当我祖母从很远的地方颠着小脚找到他，想向他讨一点“花边”（当地人说的官饷）回去买盐巴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难过自己长年在外行军打仗，却不得片刻空闲侍奉双亲；他难过兄弟二人都在部队，家里田地缺耕少种，爹娘衣食无着，早已一片赤贫；他难过现在母亲找上门来，自己却不能动用分毫的经费补贴家用。他只好含泪告诉母亲，他当的是穷人的主席，莫说花边没有，就是有，也都给了比家里更穷的穷人。

　　我祖母也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她告诉儿子说，你做得对，是娘想错了，娘不该来给你添烦忧。像许许多多英雄的母亲一样，这是位了不起的妇女，为革命献出了仅有的两个儿子，也献出了她的一切。

　　清贫，大爱，奉献，牺牲，这是父亲方志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许多年来，我读父亲的遗著，每一个字里头，我都能读到他的大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方志敏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不光属于我们子女，他更属于中国。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