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放军战俘在台湾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四天，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是解放军成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金门战役虽战于一隅，却影响全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中，对这场极其惨烈的恶战有详尽描述，因轻敌和不熟悉海战导致的金门之战失利，在军事上形成了后来海峡两岸对峙的格局。“无金门之战，便无今日台湾”。

　　九千多渡海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一部分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陈书言就是其中之一。

　　被俘之际，陈书言把中国共产党党证吞进了肚子里。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被“洗脑”，被监视，他在恐惧和痛苦的回忆中用酒精麻醉自己。

　　沉默寡言数十年，甚至连梦话都不敢说错，只为了死守一个秘密———

　　60年后，陈书言在自己女儿陈心怡的摄像镜头前，第一次打开尘封的记忆，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酒鬼

　　“没有办法，不喝酒我没有办法睡啊。好痛苦……什么记忆，全部都不知道了。”

　　———纪录片中的自述

　　是什么时候开始恨父亲的？我不记得了。但父亲，无疑是我童年的阴影。

　　他在钢铁厂上班，因为离家远，便只在周末回家。回家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打我母亲，拿着菜刀追她，摔东西。每个周末家里都是吵架声，乒乒乓乓乱响。我捂着耳朵缩在角落。邻居们探头探脑：哎，你们家又怎么了？

　　有一次，夜里他喝了酒，把我母亲推出门去，不让她进门。关到12点多，可能良心发现，才让她进来。

　　那时我还小，心里装满恐惧，还有自卑。很丢脸，不是吗？每次出门我都怕邻居问起，只好低着头，贴着墙根走路。

　　我们家，在台北县新庄市。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买下的，当时花掉了全家的积蓄。父亲的工厂搬到外地以后，回家更少，从每个月回家两三次，再到两三个月回家一次。

　　我从小不喜欢过春节。一到春节，父亲回来，家无宁日。他不回来，我倒觉得庆幸———就当这个人不存在好了。

　　此外，父亲，他太老了。

　　父亲1966年从军中退伍进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母亲的前夫因病过世，带了哥哥、姐姐改嫁父亲，然后生下我和弟弟。这是家庭中公开的秘密，没有人提及，但我们都知道。

　　197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5岁———论年纪，我都可以叫他“爷爷”了，为什么他却是我爸呢？

　　父亲为什么会娶我母亲？他一个外省老兵，在台湾，能成个家已经不错了，没条件挑肥拣瘦。别的老兵，也有娶了残障或智障的女人，比起来，父亲已经很走运。

　　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一家人，依然生活在一起。但他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买菜，自己单独煮饭。在厨房里，我妈煮我们的饭菜，他煮他自己的饭菜。没有人与他说话，他经常对着家里的小鸟自语。

　　我从小就知道，一定要用功读书。我小学的学籍资料，家庭状况一栏写着“清寒”。清寒的同学，全班只有两三个。所以我领了好多年的清寒助学金。

　　我后来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得自己去努力得到。父亲那么老，我们那么穷。

　　秘密

　　“那个时候只有打打杀杀，没有客气的。”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多年来，我很少跟父亲开口讲话。只要开口，声音都是高八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很烦呐！”我摔门离开。

　　所以我始终不知道，父亲曾有着怎样的过去。

　　———似乎也没有人对他的过去感兴趣，谁都不去问，他也从来不说。

　　我慢慢长大，长到三十多岁，这才发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一直是留在我心头的一根刺———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伤疤却永远不能愈合。我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了解太少了！

　　父亲是大陆人，这个我知道。小时印象中，父亲常对我念叨：咱们是江苏人……“江苏”，只不过一个遥远的地名而已，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2002年，我27岁。我陪父亲到大陆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这年，他已72岁。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我意识到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父亲和他的外甥，也就是我表哥，两个人兴致勃勃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眉飞色舞，父亲大讲解放军如何神勇，国民党军队如何溃不成军。

　　我在边上听着就感到很奇怪，这哪像平日里沉默无言的父亲？

　　回到台湾，我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父亲就沉默了，不肯多说什么。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父亲的过去，就像一个开口被塞得紧紧的瓶子，这个瓶子横亘在我们之间，横亘在家人之间。

　　但父亲早已习惯了自我封闭。

　　2008年，台湾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他们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

　　“老荣民”，是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退居台湾的那批军人的特定称呼。我看到了这个计划，决定报名参加，虽然我自己家不在眷村，但我父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省老兵。我拍这个片子，正好借机好好了解一下父亲。

　　我的拍摄计划得到了这个民间组织的支持。从2008年3月份起，我一边上着为我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与父亲的隔阂太深了。我曾有想过，要是父亲大喝一声：“把机器拿开！”我怎么办？还拍不拍？我的老师告诫我：“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摄影机哦，不要被砸。”

　　但是幸好，我原先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当我把摄影机对着他时，他没有对我说一句拒绝的话。他很高兴，也可能会有点莫明其妙。我也终于知道，父亲其实是爱我的。从来都是。

　　血战

　　“冲锋号一吹，就要冲了，排长拿了一个小红旗，就在叫，冲啊，冲啊，冲啊……”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父亲陈书言，1930年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

　　十多岁，他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陈书言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

　　我把镜头对准父亲，父亲陷入了回忆。他的讲述断断续续，我的手微微颤抖。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他就参了军。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国民党军一路溃败，他随部队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他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

　　1949年10月24日晚上，父亲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向金门岛进发……我的父亲，19岁的解放军战士陈书言，在登船的那一刻，又哪里会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会在这一天发生巨大的转折!

　　暗夜中，涨潮了。“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抢滩登陆……”父亲对着镜头回忆当年，心潮难平。

　　“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军队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父亲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据自己猜测，“袁伯伯”可能已不在人世。

　　他没有细说当年那惨烈的一幕，他不愿意提起。古宁头一役，解放军近万人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后援不继，全军覆没……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父亲趴在水里，耳边子弹在飞。他的腰里，还绑着一双布鞋。父亲透过镜头对我说:“那是你奶奶给我做的，一直舍不得穿。一打仗，我就把它绑在腰上。”

　　父亲此后再没有机会看见我奶奶。

　　父亲在沙滩上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镗镗”来一次“点放”。

　　“我一看情形不对，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假装被射中，等几分钟，等到机枪改换方向了，我猛爬起来再跑……再打，我再倒下去，再打，再倒下去……”

　　三天后，父亲弹尽粮绝。最后，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俘虏。

　　俘虏

　　“现在不能讲，讲了对你们不好……唉，这是机密的问题啊。”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要让父亲讲这一节的事，很难。他会以种种理由搪塞，不想多说。最后，他痛哭失声。

　　父亲是爱哭鬼。在我记忆中，父亲喝了酒，经常会哭。以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被俘虏后，父亲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之后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仍遭到长期监控。

　　父亲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是1949年11月6日。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不少人更在押送途中死掉。

　　在船上，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时，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父亲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解放军，不能浪费在你身上。”

　　之后，父亲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中。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他就难逃杀身之祸。

　　这恐怖的梦魇，持续了几十年。

　　恐怖

　　“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了兵的人，就是打不死，也学坏了。这样讲你听得懂吧？”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我在拍片子时，父母吵架。

　　那是2008年的母亲节。几个孩子在吃东西，父亲坐在沙发上，喝酒。他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我母亲。

　　母亲当时正在忙家务，没有听见他的话。父亲似乎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把戒指摔到地上：“××××，拿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

　　你没在我家生活过，不能理解我家的氛围。我手上摄影机还开着，但是我也怒了，我手在发抖，嘴上骂出去：“×，××××，你只知道骂人……”

　　父亲那一刻没把手里的酒杯砸过来。

　　后来在看片子、剪片子的时候，我哭了。当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这个场景时，我觉得好恐怖啊———我们家竟然是这样的！我这三十几年竟然是这样子过来的！太可怕了。

　　父亲从1949年之后，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变得阴郁。烈性酒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几十年中，他连说梦话都不能说错。

　　父亲的前半辈子，是战场上的战争；他的后半辈子，是家庭的战争。前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后面的战争，是痛苦的折磨。     　　他80岁了，端一个纸杯，手会不停地抖，水都倒出来了却仍举不到嘴边。如果他只是一个外面的老人，我会心疼他。但是这个人，当他变成我父亲的时候，我却为什么这么恨他？

　　这个纪录片拍摄计划，总共有10部片子在拍，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课堂上一起看拍摄的进度，一起探讨。有一个同学，也拍自己的父母亲，但是他们好恩爱，非常感人。片子放完的时候，大家鼓掌，说好好看，太好了，可以去拿奖了。

　　我哭了，我很嫉妒这个同学，他们可以这么美好，从头到尾。而我呢？我却要拉着我的全家人，和我一起扒粪！把家里最不堪的那面，血淋淋地展示给大家看。我根本不想把我的片子拿出来播。

　　可是不行啊，我想要解决我跟父亲的问题。

　　有些人面对伤口，是不看的，拿个纱布盖上，就当做没事了。我不行。我一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伤口，去处理它，确认愈合。

　　我问母亲，为什么当时会嫁给父亲？母亲说，听人说，外省仔会疼孩子，对孩子好……没想到，嫁给他之后，一切更糟糕。

　　我问父亲，你和母亲，问题出在哪里？父亲说，她矮化我，看不起我……

　　母亲也是在我拍片子时，才第一次听说父亲是“共产党”。母亲说，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从来不说……

　　在剪片子的时候，我仔仔细细地看着父亲，觉得他老了好多！我从没离开过家，和父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30多年每天在一起。我不跟他讲话，从不正眼看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间就老了。腰再也不直了，走路很困难，手脚会发抖。眼前的这个人，怎么那么陌生！

　　纪录片快拍完时，父亲突然又反悔，他跟我激烈争执，说要把片子里，有关“共产党”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父亲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我说，你不会以为，到现在还有人在监视你吧？

　　父亲说：“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父亲心里的“恐怖”，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金门

　　“我一生的命运，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也没有想去做害人的事……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经历这种遭遇的，不止他一个。

　　这个数目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到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与父亲有过交往的也只剩两三个。在拍片子时，我还带着父亲去拜访了其中一位“伯伯”。本来我是想让他也讲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父亲再三警告：“不准提问。”

　　我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我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以前的经历被曝光后，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他们近20年，都不怎么见面。只是我父亲偶尔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叹一口气：“又走了一个……”

　　对于生死，父亲早已看淡。

　　曾有记者问我，说当年要是不去打金门，你父亲可能待遇会很好，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当干部，享受很好的条件，你们子女也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想过。     　　1958年，大陆与金门打“八二三炮战”，长官跟父亲谈条件，让他去金门前线喊话，可以升到什么职位。我爸拒绝。他觉得不能这样出卖人。

　　1949年之后，父亲再没有回过金门岛。

　　拍片子时，我跟父亲提出，要不要去金门看一看？

　　当时正在去菜场的路上。我陪着父亲慢慢走着，听到我这样说起，他停下来，然后泪流满面。当着那么多的路人。

　　父亲说年纪大了，不想再去。但是最后，经不起我的劝，他还是去了。

　　台北到金门的飞机航程也就50分钟。当父亲行走在金门岛上，行走在当年布满尸体和枪弹的那块土地上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太过伤感的情绪。

　　父亲已经太老了！身体上的累，已经盖过了情绪上的痛。

　　他指着岛上的成片绿树，说，那个时候，这里一棵树都没有。

　　下转b7版、

　　上接b5版

    骨灰

　　“陈氏列祖列宗，今天是清明节。流落在台湾的子弟陈书言，请你们回来过节，希望你们保护、支持你们的子弟……”    ———纪录片中，父亲在清明节祭拜祖先

　　现在，我偶尔会陪父亲四处走一走。有一天，我们在小公园的凉亭下坐着时，父亲说：“我想在死了以后，把骨灰撒在这里。”我说：“可是撒在这里，我们会被罚款耶。”

　　他说：“哎，不是跟你说过嘛，两边看看，没有人，就丢下了……外包装要带走。”

　　我和父亲一人抽一根烟，吞云吐雾。

　　酒呢，自从去年他摔了一跤之后，我们把他的酒藏起来，他再没有问起过。可能他也知道，这把老骨头，不能再喝了。

　　过了半天，父亲又说：“要是你愿意呢，把骨灰留在家里，倒也是可以。我可以给你们看门。”

　　我说：“唉———你死都死了，怎么看门哪？”父亲说：“哎哟，那是一种意念嘛。”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那为什么没有想过，放到河里、海里？”

　　父亲忙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这一生哪，就是吃了水的亏。”

　　“没有台湾海峡这道水，我不可能在台湾的啦。就是这么一道水，挡了我一辈子。”

　　我从来不知道，我最喜爱的海和河，竟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恐惧和遗憾来源。   

    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影片。直到这一刻，我才明了：幸好父亲活得够久，给我这个机会去了解他。否则，那会成为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会把父亲的骨灰带在身边，不仅如他所愿帮我们“看门”，而且我想念他时，也可以马上看到他，和他说说话，就像他生前这样。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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