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政府头痛不已。此后，曾国藩不再辞官，实在也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

　　江南砥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并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7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奏折），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山东、河南官绅看惯了僧格林沁那种“爆炒式”的快速突击，对曾氏的“文火炖砂锅”实在看不上眼，于是“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甚至“劾其骄妄”（《清史稿》）。而曾国藩的重点布防策略，在捻军的优势骑兵下似乎并无作用。于是，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不顾当地士绅的反对，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指望这道新的长城能将捻军困死。

　　结果，捻军大部队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东。舆论一片哗然，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匪势益张”，清廷也没给他好脸色。这令他痛感“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清史稿》）

　　捻军入鲁，其实很难说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CharlesWilfridAllan），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子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清廷的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处分，对清廷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拔，并继续留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第一，平捻之后，清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第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清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有野史说，马新贻上任前与清廷高层进行了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第三，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清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第四，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17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清廷已经计划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清廷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