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是一个很难研究的课题，不仅东西方语言系统所表达的思想会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且书面出现的思想和实际行为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并不一定同步，同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在这本论文集中，有一批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毫无疑问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对作为孙中山个人思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本次会议，对社会群体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及社会群体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大量深入研究的成果。值得我们作出新的认识和总结。

章开沅教授在论文中指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张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尽管并非十分明确与完整。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这是说，尽管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但他们在思想上则属于同一营垒，同时，他们在政治上也有建立同盟关系的机会。

龚书铎教授和宋小庆副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也应该指出：革命的文化毕竟不能等同于革命时期的文化。如果从近代文化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除了得益于革命者的努力之外，不革命的改良派，乃至反革命的清政府也都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这里面当然存在着主动追求与被迫调整的差异，以及主观意愿同客观效果的背离，这都是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将革命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改良的对象统治者均纳入研究的视野，唯其如此，才能愈发彰显出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所具有的不可抗拒性。确实，政权的更迭，并不能否认社会文化发展上的继承关系，民国后，新式教育的发展，是直接继承了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而来的。

桑兵先生在论文中，以一次学潮，即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为例，一叶知秋。他分析说：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打击的目标，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起到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具体追究学潮的起因，不一定具有明确的革命性，有时甚至因为革新势力的先锋与本体尚未协调，或者本身利益不一致，因而出现激进与稳健倾向相互矛盾的冲突。这段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他也是把革命和改良看成同一营垒的吧？

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变，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经过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魏源仍坚持不变者，道而已的传统思想。这一基本思维理路，是洋务派思想体系的滥觞，禁锢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头脑。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太平天国的冲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人们既看到了中外的差距，也看到了中外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地方上崛起的军事集团领袖为主，开始了洋务运动的实践。尽管维新改良思想开始出现，但直到甲午战争前，洋务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改良派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还摆脱不了中国古已有之，也就是崇拜三代之治的复古的思想体系。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改良思潮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革命思想也开始出现。然而，不到10年，尽管清政府也接受了立宪的主张，并开办新政，发展新式教育，但维新改良的思潮却让位给革命思潮。1905年同盟会成立，6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是对立的两派，但从思想内涵上讲，又很难区别，同样来源于西方，而又几乎是在没有思想积累的前提下形成的。他们中间，能够直接向西方思想界学习的人还很少。即使在革命派中间，也还很少所谓的文化激进主义，反而出现了一批国粹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在政治上有激进和缓进的区别，一个从体制内改革，一个从体制外改革，一个暴力倾向比较严重，一个也没有完全排除暴力。维新改良派起初有军事政变的策动，后来有自立军起兵，再后来又主动发动护国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分歧，我们是从新思想中去寻找他们的差异，还是从传统思想中去寻找他们的差异？是源于思想的差异，还是直接源于政治利益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方面，是不是都还停留在肤浅的层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我们之所以要这样提出问题，主要是，无论是维新改良派的思想体系，还是革命派的思想体系，在近代中国都没有发育起来。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思想被批判的一面，又要审视他们对新思想接受的程度。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来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关系。

胡绳武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一文中，对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提出质疑：陈独秀在192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说：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瓦解之表征。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亲身参加者，并在思想解放方面起过作用的人，为什么会有上述看法？从有关的研究者看来，这很可能与陈独秀对辛亥革命时期以排满革命作为宣传中心有强烈的不满有关。类似陈独秀的看法，在学术界也存在着应该说，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不是实事求是的。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对紧紧禁锢着人们头脑的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也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开展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与发展。胡先生关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与发展的论断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一论断不应该导致否定陈独秀作为当事人的直觉判断。现有研究如胡先生所知，辛亥革命宣传以排满革命为中心，根据已故刘望龄先生的研究：检阅湖北报刊，在揭露社会、批判清政府的落后、反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而对三民主义的传播，除民族主义的反清革命宣传得较为充分以外，民权、民生主义几乎无所论及。我们从发行量有限的报刊宣传上，估计不出社会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其猛烈度达到何等程度，更没有研究。以邹容为例，一个年轻人抱着狭隘的种族观念，宣传民主思想，不就是很矛盾的吗？这样的思想体系，能够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务吗？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