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政绩考核，自古以来就是官员考核办法。然而古代官员政绩考核更多是一种封闭、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有诸多弊端，但很少唯GDP论，某种程度上是综合官德、财赋、功过等于一体的综合考核制度，对今天不无启示。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中国古代地方官号为父母官，治下的百姓都成了“子民”。按照传统的礼教和法律，父母对于子女有教训惩戒的权力，也有获得子女供奉孝敬的权利。作为父母官，教训惩戒的权力就是司法审判权力，获得供奉孝敬的权利即征收赋税的权力。能不能给皇帝源源不断地收税赋，是对地方官员的一大考验。
秦汉时期，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度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给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底，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也就是说，预算完成了，留任；完不成，撤职。
所以，能够超额完成弄钱任务的官员从来都是颇受青睐的。明朝张居正当政之初，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之困局，痛下决心，雷厉风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大明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数十年。张居正当政期间，朝中大臣极力推荐以清正廉洁而闻名天下的海瑞，张居正却对海青天很不感冒，一再不允，问其原因，说了一句话：“应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所谓“循吏”，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与普通的“清官”“好官”大有不同。但在张居正一朝，“循吏”则意指不择手段去达到上级目的的官员们，例如户部尚书王国光因任人唯亲、鬻官黩货、损公肥私等罪状屡遭弹劾，却又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主政户部5年，朝廷赋税年年攀升，这种人恰恰为张居正所喜，而不是那个认死理的海瑞。
当然，不择手段的“循吏”多了自然会成为酷吏。古代对“抗粮者”即不按时交纳税赋者惩罚是非常严重的。明清两代，如果纳税人不按期缴纳，就要用武力威胁。这叫做“比较”，设定5日或10日的最后期限，通知对方必须到衙门缴纳，如果晚到、或虽到衙门报到但不能缴纳应缴纳的数额，就得受“比”，挨一顿板子，按照法律最高可笞五十或小板二十。如果到比较日不来衙门报到，就要发票勾摄。经三“比”仍不能完纳的，就为“抗粮”之罪，拘拿归案后处笞五十，枷号示众一个月。比较日都预先公告，一般是在开审日的下午，上午长官审案，下午就集中“责比”，将未能完纳的那些人集中勾到，轮流责打，一批批押出去枷号示众。
白居易当年是大唐的一名税吏，彼时遭遇安史之乱，盛唐不盛，元气大伤，收税的活不好干。白易居还算是个人文主义者，一面狠下心来收税，一面又写下不少充满悲悯之情的诗歌，如《纳粟》一诗，白居易这样写道：
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
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
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
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
张居正的“循吏”与白居易的《纳粟》
古代官员政绩考核也是比较注重差异化的。在明朝，充分考虑各地州县政务繁忙难易程度并不一样，虽然所有的州县长官的品级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同样的标准委派官员的话，因为各位官员的能力不同，就会造成处理政务不适应的问题。为此明朝在将州县官品级划一后不久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按照各州县负担的赋税数量来确定“繁”或“简”。凡征粮7万石以上的州、3万石以上的县就是“繁”，在这数额以下的就是“简”，在挑选任命州县长官时，要考虑到繁、简的因素。到隆庆元年（1567年）吏部奉旨将天下府州县按照“大小、繁简、冲僻、难易”4项标准划分上、中、下3个等级。
清朝入关仍然按照明朝制度，划分等级的标准简化为4个方面：冲、繁、疲、难。到雍正六年（1728年）又进一步明确：“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地当孔道为冲”，交通要道。“政务纷纭者为繁”，事情繁多。“赋多逋欠者为疲”，税不易收。“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治安复杂。
按照这4个方面的标准进行划分，清朝将州县缺分成简缺、中缺、要缺、最要缺4个等级。一个地方4个字都全的，就是“最要缺”，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而且考核成绩不错的人才可以担任；有3个字的，就是“要缺”，也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的人担任；有两个字的，是为中缺，可由有佐贰官经历、或在朝考中成绩较好的人担任；只有1个字或1个字都没有的州县，就是“简缺”，可以从初选官的人来担任。凡最要缺、要缺往往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督抚来任命，而中缺、简缺由朝廷吏部直接任命。每个省的州县等级划分必须要经过朝廷的批准，一般来说，各省的州县缺要简数量是固定的，升一个简缺为要缺，就必须同时也降一个要缺为简缺。
当年，能够把一个“冲、繁、疲、难”之地治理得好的，那才叫做真正有政绩——对今天来说，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而丢官的。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云云，语气非常不客气：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都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所谓“吏民条言”和“吏民言”，正是群众对两个县长的批评、揭发、举报之类。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