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需要强迫推行，说明还是有不少人不愿意剪。

傅国涌：对，也有不少人不愿意剪辫的。有记载，武昌起义期间，挑柴米的小贩戴着瓜皮小帽在清晨入城，站岗的士兵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强行剪辫。1911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陕西青年画家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前留日生不仅不为他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王军余见到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南都：那当时的清廷官员对剪辫态度又是如何？

傅国涌：革命风暴中，为了逃跑方便，清朝官员也会剪掉辫子。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风潮中，两广总督张鸣岐就剪辫剃须，戴西人小帽逃走。陆军提督龙济光最初在城内抵御民军，大势已去也剪掉辫子。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身边的人说，袁世凯剪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南都：听说辛亥革命后的剪辫风潮，还拉动了帽子行业的发展？

傅国涌：辛亥革命前虽然有那么多人剪，他们戴帽子也是戴有假辫子的瓜皮帽。有辫子的人也戴瓜皮帽，所以为什么假辫子可以存在呢？在瓜皮帽子上面缝一个假辫子就可以糊弄一些人了。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相继独立，辫子要剪掉了，就要换帽子。同时，有些人不愿意剪掉，尖顶帽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帽子的尖顶高高耸起，可容辫子有余，中老年人纷纷购置。

南都：当时国民是怎么对待自己已剪掉的辫子的？

傅国涌：一般是卖掉。因为上海做辫子的生意很好，假辫子头发的来源就是人家剪掉的真辫子。所以在革命的时候，为了募集捐款，有人说如果你家没有钱捐的话，也可以把辫子捐过来。辫子捐过来以后，他们可以卖给收头发的商人。

南都：价格怎么样？

傅国涌：鲁迅回国的时候去买假辫子，当时上海有个做假辫子很厉害的师傅，定价每条辫子四块大洋———要知道，当时买一个烧饼才几个铜板，辫子相当于很贵的东西。

惯性使然：剪辫只具形式意义

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夜间就从旧我变成了新我。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

南都：中国人把脑后的辫子完全剪掉是什么时候呢？

傅国涌：辫子代代相沿，留惯了，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都剪了。尤其在远离革命的内陆地区，没有辫子的人会被看成是怪物。到1914年，中国一些偏远的农村都还有不少人留着辫子。

南都：他们不愿意剪的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嘛，你能说剪就剪吗？所以，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愿意剪，底层的人也有很多不愿意剪的，哪怕你是暴力推行也很难的。直到1914年，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南都：听说连辜鸿铭那样的知识分子也不肯剪？

傅国涌：辜鸿铭是一个特例。他以前赞成剪辫子的，等到别人都剪了，他偏要留起来。他就是要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就说辫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辫子，你们都没有辫子，但是你们都有一条精神辫子，我留着辫子反而比你们开放。

南都：总的来说，剪辫子在辛亥革命前后有着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傅国涌：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剪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开始真正进入近代社会，毕竟留着辫子这样的一种形象是比较落伍的形象。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但不能说剪辫子就标志着中国是从帝国进入民国了，它毕竟还是表面形式。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夜间就从旧我变成了新我。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

南都：那么辛亥革命之后，除了剪辫子外，中国社会还有哪些形式上的改变？

傅国涌：我认为辛亥革命实质达到了三个成果：第一是剪辫；第二是易帜，旗换了，黄龙旗换成了别的旗；第三就是改历，以前是农历，现在是阳历了，那么农历虽然还在用，双历并存。

南都：剪辫、易帜、改历的整体意义在哪里？

傅国涌：剪辫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符号。易帜是朝代更迭，是政治性的改变。改历，表明中国实际上融入了世界。农历在中国使用了几千年，适应的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那么现在开始使用阳历，用小时、分和秒，就跟西方的时间概念接轨了。剪辫子、改旗易帜、改历都是一种社会转型的细节体现，从一个王朝时代向一个新的没有见过的共和时代转型的细节上的展现。这三个合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三样东西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从制度上或者从文明程度上，中国一夜之间飞跃成另一个社会，那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所以有改变，但是没有那么巨大的改变。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