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为了消除《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也想以通俗的戏剧形式为曹翻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他引用了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来，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与毛泽东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此时，郭氏不仅提出要为曹操翻案，还提出要为他在1949年以前作为暴君而进行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义，不言自明。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对写这出历史剧的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
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年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郭沫若：《蔡文姬》，《羊城晚报》1959年4月15日）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文汇报》1959年5月24日）
郭沫若在发表的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还以一种奇怪的逻辑“论证”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有趣的是，此时《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郭沫若：《蔡文姬》，第60页）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早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此时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
郭沫若写到，自己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没有想到六十多年后自己把蔡文姬戏剧化。他承认：“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