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3]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回到延安”，[4]就明显不确。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5]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6]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样做，其意也在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眼下“勿公开与南京挑战”。至于何时挑战，如何翻脸，张此时未置一词。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