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
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也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部落国家”了。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国家”，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老办法。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封建”，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但当战争变成“世界大战”时，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天命”的谎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说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所有的土地便当然都是他的，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然也就都是他的臣仆，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周王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惜这于理不通，于事不符。因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参战的诸侯，原本是各国的领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领，有的是事实上的国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们参加倒殷的战斗，除不满殷人的盘剥以外，也是想在胜利之后分一杯羹。现在，桃子还没摘到，怎么连自家的树也都姓了姬呢？
这就只能拿殷的灭亡来恐吓。武王和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鸡飞，天命就要更改了。怎么更改呢？很简单，“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简称“革命”。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因此这场革命，就叫“周革殷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是皇皇上天不可违抗的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鉴”即是证明！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