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和周公的这一套“革命理论”大约是说服了诸侯们的。何况他们发现，周人要的只是一个名义，实惠还是自己的。不但增加了土地和人民，而且在自己的封地还可以为所欲为。那些蛮族领袖就更是兴高采烈。他们以前因为落后于华夏诸族，未免自惭形秽。现在既然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了。这可真是咸与维新！于是纷纷欣然接受，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祭坛上放着整只纯色的牺牲（色纯曰牺，体全曰牲），四周放着各种礼器。天子以青、白、红、黑、黄五色之土筑坛，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赐给诸侯。诸侯们受土以后，带着近支（帅其宗氏），领着远支（辑其分族），统率着庶众（将其丑类），欢天喜地奔赴封国，定疆域，封子弟，收田租，忙得不亦乐乎。

封国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国君可以把自己的国土再分封下去，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大夫。大夫又可以再分给自己的族人和扈从，这就是士。这样层层转包，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田。他们是“劳心者”。没有土地的庶人、奴隶出力。他们是“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划分的国家制度确立了。

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则很松散，无非朝觐会同（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时见曰会，众见曰同），也就是礼节性拜访，并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赋税。至于各国内部事务，天子一般是不管的，颇有些“虚君共和”或者“虚君自治”的味道。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开始可能还有些威望，后来就不过是供在庙堂上的菩萨，再就是被诸侯们拿来当作攻打别人的借口。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是楚人没有及时贡奉用来缩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无法祭祀祖宗（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种借口现在看来，完全是故意找茬，比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成理由，但在当时却很堂皇。因此，尽管楚人已经把话挑明，道是“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你我之间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你们凭什么来打我？齐国还是理直气壮地“打你没商量”。

这就是所谓“封建”了。或者说，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了。很显然，这样一种“封建”，是既不可能有专制（周天子鞭长莫及），又不可能有和平（各路诸侯并没有解除武装）的。事实上，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所说，所谓“西周封建”（也包括殷商的封建），其实是不得已的事情（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因为那些诸侯国，大多已经完成了从家族、氏族、部族、部落再到部落国家的演变过程。他们的首领，也原本就已经成了气候成了王侯。所谓“封建”，不过是用分封的形式来给诸王加冕而已。因此，武王和周公只能用这种连哄带骗的办法，来象征性地赎买他们的武力，却不能改变其武力集团的性质，也不能真正做到消灭战争。实际上，就连“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的秦始皇，也没能实现弭兵休战的梦想。在这个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战争仍然是迅速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更何况，周天子只不过获得了“至尊”地位，并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至强”。所以，诸侯之间还要争霸（争当联盟领袖），争雄（争当超级大国），直至打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

因此，封建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郡县制。邦国也必将改变性质，并最终发展为帝国。只不过在这种发展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