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12）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已经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毛泽东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