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60)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61)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62)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63)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64)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65)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66)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67)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68)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从根本上讲是徐始终无法就国共战局的前景说服傅作义。徐、傅二人曾有这样一次对话:“宜生询政府方面对渠之返绥作如何观察。”徐答:“就余个人看法,共党首脑以青军守兰州,胡军在南,马军在北,共军如深入,处于三面受敌……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绥,以阻挠宁绥军之出击。”在徐看来,中共至少在西北战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然而对徐的此一判断,“宜生以为非是”.(69)可以说,正因为傅对于国共战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徐最终无功而返。
绥远之行对于徐永昌来讲,最感意外的莫过于傅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尽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对傅仍然产生了几分异样感觉。分手之后,惊叹不已的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70)
9月20日徐飞抵重庆,随即见蒋,“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那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蒋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广州向李宗仁复命,李“对宜生仍寄与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共党倾向苏联之心情”.(71)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为广州政府策反傅作义的行动画上了句号。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72)关于蒋介石致傅作义的这份电报,迄今,在有关傅作义的着述中仍被广泛引用,显然均出自傅的这个讲话,人们并未亲见。根据徐永昌9月18日日记,蒋电的确提及西安事变,的确对傅有所劝告,但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说无疑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价。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