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又摇摆了。蒋介石如果不是得到美国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溃，或者已经被迫改变政策。现在唯一能够挽救形势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希望美国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实现它。

　　两天之后，毛泽东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谢伟思留念。

　　3月30日，谢伟思突然接到要他尽快回国的命令，中共领导人以为这可能是美国决策层重新研究中国问题的迹象。4月1日下午，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告别谈话，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月1日的谈话，是毛泽东与谢伟思的最后一面。事后证实，谢伟思回国是赫尔利在背后捣鬼的结果，他向国务院告状说谢伟思去延安是把美军在中国登陆的秘密计划交给中共，迫使国务院下令召回了谢伟思。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谢伟思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下的一点联系。

谢伟思没有想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

　　1945年4月10日，谢伟思返回美国。谢伟思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魏德迈在给国务卿的信中这样评价：“他精通汉语，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并保持融洽的关系。在他长时间居留延安的过程中，他写了有关共产党控制地区军事、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大量报告，而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以前是几乎根本得不到可靠情报的。他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形势分析，因为政治形势影响着中国政府的作战潜力，连带地也影响着在中国的美国部队的作战潜力。”然而，谢伟思没有想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也就是6月发生的“《美亚》杂志事件”.

　　《美亚》杂志是创刊于1937年的一份双周刊，主要刊登有关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杂志的主编和所有人菲利普·贾菲曾与拉铁摩尔等于1937年访问过延安。1945年1月26日的那一期《美亚》杂志中，刊载了一篇有关泰国局势的文章，内容与战略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报告有相似之处。3月11日，杂志在纽约的办事处受到战略情报局官员的查抄，一些与杂志有关的人也被调查和监视。正在国务院等待新的工作安排的谢伟思，曾应贾菲之邀与他见过几次面，并把自己在中国写的几个报告的副本借给了他。6月6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一起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谢伟思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此后，谢伟思被派往东京，在麦克阿瑟的占领军总部外事处工作。

　　9月下旬，赫尔利返回美国。眼见中国的形势陷入僵局，心灰意冷的赫尔利在11月提出辞职。杜鲁门总统立即批准并任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矛盾。赫尔利在辞职信中危言耸听地说：“职业外事官员与中国共产主义武装政党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站在一起，后者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分裂以便来反对它。”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赫尔利对谢伟思、艾奇逊、戴维斯、埃默深等人进行指责和攻击。从1946年到1948年，国务院对谢伟思作过四次调查，每次都证明他并没有过失。

　　马歇尔将军的使命同样没有取得成功。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的彻底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

　　1950年初，以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掀起了迫害在华外交官的恶浪。谢伟思被指控为“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伙与合作者”.被派往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赞的谢伟思，赴任途中在海上接到召他即刻返回华盛顿接受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讯问的电报。麦卡锡得到消息，得意洋洋地嚷道：“他们把谢伟思召回来了，这一下我可把他们和他都逮住了！”

　　美国着名外交家乔治·凯南负责审查谢伟思1942年5月到1945年5月所写的126份报告。他写道：“我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足以说明这些报告带有出自任何不良动机，或联系或产生于任何冲动的性质，要说有什么冲动，那不过是提出报告的官员愿意国务院知道他所看到的事实以及他所作的阐释罢了。我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足以表明这些报告所报告的不是他向国务院直率阐述的最明智的判断。恰好相反，报告到处表现出深思熟虑，才思敏捷。在我看来，它不可能是一个心地狭隘或怀有偏见的人的手笔。”

　　谢伟思当年的上司高斯大使在国务院忠诚委员会为谢伟思作证时称赞说：他是杰出的。在我整整39年的工作中，我不知道有任何官员给我的印象比约翰·谢伟思更好……他是真正的美国人，不偏不倚。他对我们所遇到的所有政治问题的态度是客观的。

　　忠诚审查委员会据此作出对谢伟思有利的裁决。

　　1951年秋，谢伟思又一次收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传票。12月14日，由宾厄姆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给谢伟思增加了一项新罪名，作出“对他的忠诚是有理由表示怀疑的”的结论。几小时后，谢伟思被开除出国务院。

　　为了谋生，谢伟思不得不到一家制造阀门的公司工作。善于钻研的谢伟思甚至设计出一项新产品并取得了专利。但他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所受不公平待遇的申诉。1957年6月17日，最高法院作出对谢伟思有利的判决。7月3日，谢伟思恢复1951年被开除的职位。9月，谢伟思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不过再也没受重用。

时隔26年后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1962年5月，53岁的谢伟思决定提前退休，回到伯克利定居。1964年谢伟思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进修哲学博士的课程。不久，他受聘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1969年春，研究中心决定把谢伟思提升为正式专家，着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亲自写了推荐书。“我想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推荐，但是我料想你会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却把他列入全国性的坐标与文化上的英勇战士的一级。”谢伟思如愿得到提升，他欣慰地对朋友说：“用中国话来说，我是得到了一点面子。”

　　1971年的金秋时节，谢伟思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9月26日，谢伟思抵达北京，在时隔26年后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六个半星期的行程中，谢伟思先后访问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当然，最能勾起这位老人回忆的是对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访问。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当年曾为之输血的乔冠华副外长，并且会见了第二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结束访问的前一天，谢伟思受到周恩来的单独接见。周恩来对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表示关切，并问起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况。周恩来还对谢伟思说，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在台湾的政府，北京将乐意在它的政府里给他安排一个光荣体面的位置。或许是担心给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谢伟思没有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请求，这也留下了谢伟思此行的最大遗憾。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