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晚我们又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王嘉谟主持，厉恩虞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他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厉还号召把这场清毒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彻底清除毒患。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并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

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着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名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