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刘伯承对学习有过这样的见解：“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子醋。”早在1926年，刘伯承便在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大会上发表了第一篇自己的军事论着。1928年，他留学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36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着作。

　　刘伯承不仅是一位好的学生，更是一位好的教师，为我党我军发现、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早在1932年，他就在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在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期间，先后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他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其间，他主持编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着作，不但为红军培养了大批指挥人才，而且编写了红军最初使用的条令和教程，《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着作。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指挥战争之余，他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便辞去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很多上过刘伯承课的我军将领都认为，刘伯承授课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以风趣、幽默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将深奥的理论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之中。

　　1931年12月，刘伯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时候，他第一次讲述射击学。在讲弹道学的一课时，他问学员们：“子弹出了枪口后是直的还是弯的？”虽然这个问题事先已经学习过，一些学员正确地说是直的，但还是有很多人说成弯的。这是因为很多同志文化水平不高，无法从理论上理解，依然直观上判断弹道是直的。刘伯承听后就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讲什么道理，只是说：“大家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但事后再没有人怀疑弹道是弯的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不仅及时总结众多的战役战斗经验，而且撰写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目前的战术考察》等军事着作，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非常重视轮训工作。为了向大家阐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刘伯承曾对参加轮训的学员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钱串起来，没有钱，或者仅仅有不多的一点钱是不行的。空道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光有钱串子，一文不名也是不行的。”刘伯承还根据轮训队的学员在学习中总结出的实战经验，综合整理并亲自执笔写成了一部军事着作《一二九师抗战二周年战术报告》。刘伯承告诉学员们：“《战术报告》都是大家自己亲历的战例，学习起来容易消化。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十分差，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

　　刘伯承始终认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后，学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不少人不习惯兵种协同作战。刘伯承针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和学员思想状况，生动地提出了“学会弹钢琴”的口号。他对学员们说：我们已经进入机器时代，部队机械化程度天天在提高，指挥战斗如同使用机器，一颗螺丝钉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全体。为此刘伯承还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四川过去两个人抬轿子，在垂杨柳下过，前面必须招呼‘照高',后面则答’弯腰‘.这就是前后两人取得一致协同动作的简单章程。两人如此，大军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