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火车站
高速列车在今天可谓日新月异。近日，我国时速可达3000公里的真空管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已经进入试验阶段，其速度是飞机速度的三倍。
但谁能想到，在民国时期，坐火车会是怎么样的情形？你更不会想到，那时坐火车，会有“男女大防”的问题，男女同坐火车不为世俗所容。
陈公博所经历的男女分坐
1930年，陈公博乘坐正太铁路火车前往太原。在陈公博的印象里，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应该是百废俱举、朝气蓬勃的。然而，上火车之后，山西的保守和落后让他吃了一惊：
“那是车厢中男女分座。这种男女界限的划分，在火车里头，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到了太原，我还问了一个山西朋友，据说男女的划分还不是当局之意，只是相沿已久，也无人提过异议，有时女厢人满，妇女迫不得已离座到男厢，她们反觉得不自然，所以也听其维持自古已然的习惯罢了。”（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后来兼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不过，对于铁路史，他显然了解有限。实际上，男女分坐并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它曾经作为一项制度明确写进了早期铁路法规里。中国传统的礼法非常重视“男女大防”,其核心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坐自然是不被礼法和世俗所容的。
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的着作《真正的中国佬》记述过一个故事：晚清的时候，一个外国绅士准备与自己的妻子同乘一辆骡车外出旅行，谁知这一要求受到了车夫的强烈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习俗，会遭到同行和路人的嘲讽责骂。
近代以来，火车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早期铁路为了迎合中国人对“男女混杂”的担忧，普遍采取了单独设立“女客包间”、“女客候车室”等做法。如胶济铁路早期的《运输条例》规定，“独自乘车的女性按其要求应尽可能集中起来安排在一个隔间里。只要二等和三等车内至少有三个隔间，就必须安排至少一个女性隔间。”
当时的铁路法规明确规定，“遇有妇女单独旅行之时，车守或验车夫对彼等之安适应竭力注意。当妇女上车时，如要求代觅专备妇女旅行之房间，车守或验票员应即照办。”很多火车站也都设立了专门的“妇人候车室”也。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妇女专用车厢还是候车室，都是针对独行女性的，对于夫妇同行并不强制分开。
民国建立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男女分坐的习惯也逐渐被打破。1913年，京汉铁路下发了一则通知，要求加大对男女分坐的整饬，通知说：“客车向分男女客房，定章綦严，本不能任意掺越。无如日久懈生，防不胜防。近来三等车车内男女不分，昼夜均系杂座。”因此，京汉铁路当局特意下令加强管理，切实实现男女分开。
这一通知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们的思想已经接受了男女杂坐，铁路如果还要■■地将其分开， 纯属吃力不讨好。从管理角度看，火车乘客众多，实行男女分坐难度也极大。
梁实秋与太太的火车旅程
不久之后，除了山西这些保守的地方，“男女杂坐不以为嫌”就成了社会的常态。从陈公博的记述我们也可以看到，男女分坐并不是铁路官方的规定，而是当地的习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习惯也终将会被打破。
我们看到，由于观念的进步和管理的难度，在“座车”里，男女分坐逐渐成为了历史。但是在卧铺车厢里，民国铁路管理部门却始终坚持“男女分厢”的原则，从未动摇。具体的规定是：性别不同的旅客，除双方相识，同时购票，自愿到同一车厢，一律不得安排在同一间卧铺包厢。
民国时期实施这一规定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当时的火车票不实行对号入座。旅客买完卧铺票，票面并不显示包厢和铺位号，上车后进哪间包厢完全由车上服务人员安排，这就使得男女分厢比较容易操作。当时还特别规定，如果两个女客各占一间包厢，这时又来俩男的，车上服务人员有权将女客合并为一间，男客安排在一间。
民国时期的卧铺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两种，头等车一间两个人，二等车一间四个人。如果是一对夫妻，买两张头等车票，正好安排在一间。如果买的是二等票，那就麻烦了，由于房间里有陌生人，就算是夫妻也不得不分开。
梁实秋回忆与妻子一起乘车的情形：“我们搭的是津浦路二等卧车，二等车男女分座，一个车厢里分上下铺，容四个人，季淑（梁实秋妻）分得一个上铺。车行两天一夜，白天我们就在饭车上和过路的地方一起谈天，观看窗外的景致，入夜则分别就寝。”（《雅舍怀旧忆故知》）
民国后期，很多铁路实行了卧铺车车票对号入座，这时如何确保陌生男女分厢呢？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在售票时进行控制。具体而言，规定在出售卧铺票时，按照票的顺序号，从首号起出售给男性及携带家眷自愿同房的旅客，从尾号起出售给单独旅行的女性乘客。这样就确保了陌生男女尽可能不安排在一间包厢内。有的铁路局规定在卧铺票上标明性别，在售票时问明旅客性别，按需售票，这样也可以避免男女混杂。
拘泥于“男女大防”的传统礼教而强迫男女分坐自然没有必要；然而，在卧铺里实行男女分厢却不是简单的礼教使然，实际上它显示了尊重女性的人文关怀，从这一点上说，民国铁路一些做法对于今天的铁路并非全无借鉴意义。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