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不全免 政府发“栽培费”
教育是富国强民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国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各种思潮不断涌入，其中就有现代教育理念。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才是促使国人走向强盛的良药。因此，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新式的学堂，政府还“强迫”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民国时期，因为国力薄弱，出现了多个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这些军阀主观上为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比较重视教育，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学费不全免 政府发“栽培费”
现在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全部修完，义务教育才算完成。其实，民国也有义务教育。不过，最初不叫义务教育，叫“强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着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几年里，“义务教育”的说法才渐渐取代“强迫教育”.
民国时，义务教育的年限要求比现在低：小学一毕业，义务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学，政府不强求。
民国时期，小学由“初小”和“高小”组成。国民小学又叫“初等小学”,简称“初小”,指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初小还包括四年级）；高等小学简称“高小”,指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级）。
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江苏，政府强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
虽说是义务教育，学费没能全免。例如民国六年（1917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2.2元（指银元，下同），念高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4.4元，学生如果住校，每年还得加收1.5元的住宿费。再比如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学费。
在当时，如果学校有困难，政府还有财政补贴。当时管这笔补贴叫做“栽培费”.比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它于民国四年（1915年）开办，当时全校总共3个年级，分成4个班，每班学生40多名（当时标准班级是42名学生），男女生都有。一个学生一年6元的学费，全校加起来1000多元，这点儿钱，连给老师发工资都不够，更别提别的开支了。在民国六年，广东省财政拨给它的栽培费是2172元，折成人民币约16万元。由此可见，在学校经费里面，政府拨的栽培费占大头，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一小部分。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学读书，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人创办了“希望小学”.
民国时期，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但他也曾留下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功绩：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当时，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专收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民国十年（1921年），齐燮元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另外，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也经常做些玩具、苏绣、食品袋，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山西推行“强迫教育”
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中，阎锡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在统治山西的三十余年里，他推行了多项措施，其中，对教育尤为关注。
最初，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颇有几分“强迫”的味道。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在最开始，山西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并不感冒。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封建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又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所以，一开始老百姓都很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也是阻力重重。好在阎锡山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1920年），阎锡山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他们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民国元年（1912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1916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1918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
阎锡山手下混成旅旅长赵茨龙，还曾协助阎锡山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是质量良莠不齐。
阎锡山以强硬的方式这样推行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阎锡山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国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山西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哪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
广东普及新式教育和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广东的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关系。民国十年（1921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当时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至民国九年（1920年），全市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是因为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念得起新式学校。
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私塾里的学生讲四书五经之外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里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办得不错。
与之相应的，广东省教师的工资也得以提升。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教师工资得以大幅度提升，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
东北四成经费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民国五年（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1918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其他省份如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大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的10万大洋，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总比被糟蹋了强。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