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文献档案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内蒙古青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的身影，遗憾的是这些身影往往模糊不清。9月7日，记者采访了在内蒙古档案馆多年从事档案文献研究工作的钱占元老师，听他讲述了内蒙古籍学员在农讲所学习、训练以及回到内蒙古工作的一些情况。

农民运动讲习所

    20世纪20年代，广东不少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到1925年5月，广东省已经有22个县建立起农会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培养骨干分子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在此期间，彭湃以农民部秘书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开办农讲所，很快得到批准。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农讲所共举办了6届，培养学员800多名，其中内蒙古有18名蒙古族、汉族青年进入第6届学习班，受到了所长毛泽东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1926年上半年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遍及10多个省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要把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任命毛泽东为本届农讲所所长。

    第6届农讲所从全国20多个省招收学员327名，是农讲所招收范围最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

绥远籍学员

    当时，内蒙古西部被北洋政府分隔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行政区。3个特别区工委选送了18名蒙古族、汉族青年学生到农讲所学习，其中热河5名、察哈尔5名、绥远8名。他们是康富成（又名贾力更）、荣继珍、任殿邦、赵文翰、麟祥、李春荣、高布泽博和王建功等人。

    从1926年5月3日开学到9月11日结业的本届农讲所十分注重学习政治理论、军事训练和农民运动实践，开设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法律、工运、农运等25门课程。学员们按军队体制编为一个总队、下分两个中队和按省区组成6个分队。绥远籍8名学员编为一个小组。

    在开学典礼上，学员身着整齐的灰色军装，聆听毛泽东讲的第一堂课《中国农民问题》。以后按分队授课，毛泽东讲授《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地理》课，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结合各自革命斗争的实践，运用深入浅出、讨论式授课办法，向学员传授革命理论和斗争经验。每次听课，绥远籍的康富成总是最早来到教室，坐在前排，认真听，仔细记，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做个记号，课后再向同学或老师请教。

毛泽东对蒙古族学员关怀备至

    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关怀备至，经常深入宿舍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得知他们不习惯吃米饭，就让庶务部增设了面食，改善北方学员的伙食；广州气候炎热，蚊子多，他就三番五次地叮嘱他们，睡觉一定要放好蚊帐。

    有一次，康富成等人在学校的水池中洗澡，毛泽东看见了，担心他们不适水温，游泳技术又不佳，连忙急着喊：“快上来，水深，预防意外！”

    空闲时，毛泽东还经常与蒙古族学员聊天，调查内蒙古地区农牧民的生活情况。

    1926年5月底的一天，农讲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绥远籍学员宿舍，通知说：“毛所长请你们去做客。”学员们心情很激动，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亲切地把他们迎进屋，在粗瓷碗里倒上开水让大家喝，还拿出香烟问谁会吸。热情的招待使学员们放松下来，大家毫无拘束地与毛泽东攀谈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讲述了家乡的阶级状况，老财主如何剥削农民，军阀官吏如何压迫百姓，王公贵族如何压榨广大牧民，把家乡土匪肆虐、灾害频繁、蒙古族汉族贫苦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都倾诉了出来。毛泽东听了心情沉重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几万万各族同胞，都生活在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你们来所里学习，就是要学会革命道理，提高觉悟，回去组织广大农牧民投入革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还强调指出：“你们从绥远来的8名学员中，有7名蒙古族、1名汉族，要革命，各民族就要团结起来，不要分汉族和蒙古族。因为汉族的官僚地主，不仅压迫蒙古族人民，同样压迫汉族人民；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不仅剥削汉族人民，同样也剥削蒙古族农牧民。汉族的军阀官僚与蒙古族王公贵族相勾结，一齐压迫各族劳动人民。因此，各族人民要像亲弟兄一样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军阀、王公和地主老财。”毛泽东的谆谆教诲，使大家对阶级分析和民族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谈话结束时，康富成紧握毛泽东的手表示：“我们一定学好革命本领，回去后按您讲的参加斗争！”

回到绥远投身农民运动

    学员们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就要毕业了。他们依依不舍地和毛所长、各位教员告别后，立刻回到自己所在的省区，投入到农民运动中。

    绥远学员王建功后来回忆说：“1926年9月学习结业后，我们绥远学员走得最晚，临行前，毛所长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再一次嘱咐我们，回到绥远搞农民运动要有个组织，要成立农民协会。毛所长深情地说：‘将来有机会，我和楚女同志一定去你们那儿看一看。’”

    高布泽博回忆说：“我们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他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眼神中寄托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毛所长，踏上回家之路。”

    当年10月，绥远8名学员带着党的希望和毛泽东的嘱托，回到了家乡绥远。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指示他们，与绥远国民党左派合作，建立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农民部，麟祥担任了农民部长，康富成、高布泽博、王建功、李春荣、荣继珍担任了农民部的特派员。他们深入土默特农村，访贫问苦，宣传组织农民投入反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搜刮蒙古族汉族农民的清丈斗争。康富成扮作货郎，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讲社会为什么不平等，指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与官府和土豪做斗争就有出路。各村纷纷建立农会，绥西建立起区农民协会。不久，在农民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绥远省农民协会，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1927年3月，发生了由绥远国共两党和农民协会领导的“孤魂滩事件”.这是一次由农牧民、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五六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迫使当局停止了清丈土地等苛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