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40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40万两银相当于4000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的一把手）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甚至有的人家因受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剥削，主动向官员贡献“公礼”便成了众商民的理性选择。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兑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送“公礼”,对官府的权力运作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预期。

    我非常能理解那名米商的心情。他提起诉讼的米案，估计与官府盘剥米商有关。而他之所以敢打这个官司，其底气无疑建立在40万两银的巨额“公礼”之上。可是，他这回遇到了不收“公礼”的岑春煊，怎不叫他惊疑不定？坦率地说，换成是我，如果官员拒绝我的贿赂，我的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相信对方会是一名大公无私的青天老爷，而是更加惶恐不安：老爷不收礼金，到底会怎么不利于我？因为不收贿赂的官员将如何行使他的权力，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

    米商是在行贿、妨碍司法公正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行贿，不收买权力，米商则相信官府不可能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实不正是这样子的吗？因此，米商的行贿，毋宁说是一种畸形的维权路径依赖。

    对于寻常市民而言，体制内的合法救济渠道既不畅通，反体制的铤而走险又代价太沉重，那么，像广州商民那样，通过行贿，与官方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得到权力的眷顾与庇护，当然是最划算的生存之道。

    我将岑春煊的故事讲述完毕--岑春煊虽不收米商“公礼”,却有心为控案的米商主持公道，好好修理一下那个盘剥商民的王道员。在查实王道员的劣迹之后，岑春煊立即撤去他的各项要差，严行查办。但我们知道，王道员有个过硬的后台---两广总督谭钟麟，谭总督拍着桌子要岑春煊停止查案，岑春煊是硬气之人，也拍着桌子告诉总督：“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然后掷冠于案，拂衣而去，托病不上班。米商这才知道不收“公礼”的岑春煊原来是青天老爷。

    未久，岑春煊奉旨调任甘肃布政司，当地商民得悉消息，带着薪米油盐涌到布政司衙门，不肯让他走。---那年头，清廉而公正的官员实在太稀缺了，逮着一个是一个。岑春煊再三劝告，人们才渐渐散去。到甘肃后，岑春煊又上疏弹劾谭钟麟与王道员营私舞弊，很快有旨查办，谭、王被革职。岑春煊对此颇为自得，说，“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岑春煊有些高估自己的作用了。实际上，谭钟麟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朝廷有意安排李鸿章到广东当总督，正好借着岑春煊检举之机，换下谭钟麟，空出位子留给李鸿章。谭钟麟与王道员的落败，与其说证明了正义的胜利，不如说那只是权力系统内部调配的结果。

    岑春煊人称“官屠”,意思是说他以霹雳手段，搞倒了许多声名狼藉的官吏。只不过，岑本事再大，也只能将部分撞到他枪口上的贪官污吏清扫出权力系统之外，暂时、局部地缓解一下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至于权力掌管一切、权力说了算的法则，他是绝对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