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上“分裂”,身上矛盾重重
曾国藩身上确实有很多矛盾之处。
第一个矛盾是既笨拙又精明。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又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极为正确的平定太平军战略。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
第二个矛盾是真诚与虚伪。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自称凡事都本着真诚的原则来处理。确实，在许多情况下，他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于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但是关于他的“虚伪”,也有许多证据。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猾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第三个矛盾是清廉与污浊。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极力遵守官场明规则和潜规则，外出视察时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每年给京官们致送炭敬，出京时给京官们送了一万四千两的别敬。甚至为了报销，还给户部送过八万两“部费”.为了支撑这些开支，他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来源。
第四个矛盾则是无神论与迷信。曾国藩多次说：“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余平日最不信风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梦，相信扶乩，他信关公，他禳过灾。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曾国藩身上的种种矛盾，也导致对他的判断和评价歧义纷呈。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罪魁祸首，有人说他是内圣外王的绝顶圣人，更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一切为了升官的官僚。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其实，矛盾中的曾国藩，呈现多种面相的曾国藩，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曾国藩。曾国藩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乡了。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经过这次反思，他从一个愤怒青年变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其实也并不矛盾。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学是，直线是最短的距离，简单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实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他由迷信风水相面，晚年转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风水，是因为祖母入葬之后，家中接连发生了几件大喜事。他后来又不甚信风水，则是因为又经历了几次风水“理论”与“实践”不符的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表里不一的官场中人
至于曾国藩身上的清与浊，则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学者吴方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许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好友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