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傅作义将军得知晋绥八路军有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的部署，即电邀邓将军去协助他解决这一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邓到绥远后，建议傅集中兵力固守归绥、包头，并令于浚都将自己的军队调回以避免与八路军的直接冲突。次年初，八路军撤围归绥、包头，避免了一次内战。

　　邓将军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中共在暗中进行了合作。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在1939冬至1943年春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其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电令二十二军出兵阻止八路军从陕西西渡黄河，邓将军立即命于浚都邀请南汉宸同志借故到榆林来，将此事暗示与他;同时，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借口兵力不足而拒不执行这一破坏国共合作的命令。这对中共应对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起了重大作用。对于重庆和西安方面发来的关于“奸党”“奸军”一类的公文，邓将军都是一转了事。即使是属下军官带领军队起义奔赴延安，邓将军也都是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先把问题拖下来，过些时日逐渐淡化它，而不是采取报复性的做法。例如，1945年10月27日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率军起义;1946年10月，原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发动横山起义，邓将军都是如此处理的。

　　在邓将军的驻地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真正是做到了融洽相处，双方的领导之间互相祝寿、送往迎来、赠送礼品、互通有无成为常事。高双成将军长过五十大寿的时候，延安派其交际处的温宗祺同志到榆林送寿礼，参加贺寿的宴会。延安地区受着国民政府的严格封锁，但可以在榆林买到他们需要的军需民用的药品、衣物，延安曾托由榆林过境去西安的于浚都代为购买药品、衣物，还特别托他为毛泽东主席、贺龙将军购买香烟、皮大衣等。二十二军由西安运往榆林的武器弹药、军需被服路经陕甘宁边区时，边区政府都为其提供方便。晋陕绥总司令部的官员途径延安时必然要带榆林的土特产送给中共的领导同志;陕甘宁边去也必然给予回赠。有一次，于浚都由西安经延安返回榆林时，延安交际处特意托他给邓将军带去一件滩羊皮筒的大衣，并给了于浚都一件。双方的一些领导同志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情谊，贺龙将军曾送给邓宝珊将军和高双城军长各一把日本将军的战刀，这都是八路军与日寇作战时的战利品，作为军人的邓、高都视之为珍宝。

　　邓将军在其统领的范围内为中共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地下党员汤昭武同志是邓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可以不动声色地及时掌握国民党政府的内部信息，甚至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的大院内召开秘密会议。邓将军的二女儿邓友梅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受了中共的影响，秘密办理去延安上学的手续，邓将军丝毫未加阻拦。邓友梅在延安参加共产党后，曾以看望父亲的名义在榆林长住，几乎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榆林活动。邓的总司令部和新十一旅系统对所遇到的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和中共的外围组织成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从轻处理或是被保释出去的。当时的榆林，中共的宣传活动非常活跃，冼星海谱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竟成为榆林中小学音乐课的教材，歌咏比赛时很多学校或班级选唱这首歌曲。延安的很多出版物都可在榆林毫不费力地找到。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将军在他的统辖地区坚定地贯彻执行了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策，使中共中央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在敌占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同时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此，毛泽东主席曾对邓将军作过非常中肯的表示。他在1943年12月22日写信给邓宝珊将军说：“去年时局变换(指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邓将军不只不执行蒋的这一反革命计划，而且暗中通信，帮助党中央粉碎了蒋的这一反动阴谋)，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事实确实如此，综观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其他国统区，没有任何一处能做得象邓将军这样好。邓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联合抗日，确实是“尽了大力”的。要知道，尽这样的大力是要冒着得罪蒋介石的巨大风险的，是一般的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做不到的，所以毛主席才说“我们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但热情赞颂了邓将军的功绩，也是对其人品的高度肯定。邓将军一生中做过的好事、大事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就是抗战时期与中共的精诚合作，以及后来的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