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老槐树

　　倘若时间推移能有个收场，我是无所谓好与坏的。要是一转过街角就让谁能重新遇见他在西部打发的那一长串也适贴、也落寞、也发狠、也含泪的时日，我想没准他只会怔怔地问一句：“别来无恙吧？”
　　 自打学会区别“英吉沙”与“皮切克”小刀之间的异同，历史便被掺和到日常经验里去了，至于藏刀与保安刀的长短险夷更不用费神细说了。历史对于大多数西部人而言，无非是生活中沿用已久的一系列常识积累叠加罢了。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一生是否与历史有关显得似乎并不在意。
　　也许事实如此，多数人寄居于历史却像是回到了家中，虽属以缘暂合，但仍决意最好不搅挠谁和什么。照此演绎开来，历史之于西部人生，果然是合身的、可以随意而站随意而卧的；平素人不知、己不觉，等用得着的时候它便已经存放在那里了。“你拿去用就是了。”有一回，一位哈族老阿帕（哈萨克语，意即母亲）就我极想借用她家祖传的一盏银质台灯拍张资料照片淡然一笑，如是说。我至今仍记得台灯底座古藏文刻写的一行古代中原诗僧曼殊大师的格言：“遭世有难言之恫。”只是不明白当时那位哈族老阿帕是否知道这一点。
　　 西部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大致如此。
　　 然而，对于一个祖籍在中原，远在宋朝以前的西部人来说，一切都是从一棵树、一棵槐树开始的。正如美国历史发轫于英国第一艘运放逐者的船只“五月花号”驶离１６２０年，开往北美殖民地一样。人类文明的偶发性简单到这一步，足以令人先是瞠目结舌继而掩口惊呼了。
    据历史记载，宋亡元兴后，开始全国性大规模移民，皆统一从山西一棵大槐树下批遣，一日移４０万，历时近半年。没准河西人的宗系家谱就是从那时开始改写的。
    到此，中国西部移民史，活生生演化成了一部中原移民世世代代永远出门在外的历史。
    事实上，１９８５年我沿陇海一线、黄河流域作移民文化考察时竟发现，不但山西洪洞县不止一棵大槐树，仅陕西省境内被人唤作大槐树的地方就不下二三十处。难怪河西人在我问及他们的祖籍时，总会无一例外地回答：“大槐树哩。”
    并非有关移民文化的线索在时间的深处乱作一团了，而是大槐树本身已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成了西部的众多中原游子关于故土、祖先的普遍心理象征。所有的记忆几乎都关乎到一棵树，一棵大槐树，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一句台词“爷爷和老家是一回事”，现今罗布泊东南有个叫作“安南巴尔”的小地方，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故乡”。当地汉族移民都极珍视这个名字，虽说叫起来有些拗口，但时至今日却不曾有过丝毫变动。我想历史上的中原移民之所以没有顺从中国人固有的乡土意识重返故里，大体上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由于他们在西部也都找到了一两个人类可以遇缘而至、安身立命，并且心安理不歪的可靠凭据了吧，诸如“大槐树——老家”、“母亲——故乡”……如此想来，我脑子里竟塞满了浓浓烈烈的槐花味儿！
    大凡山西人在西部彼此相遇，总会席地而坐，脱去鞋袜，以小拇脚趾是否分成两瓣来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同乡的（关于脚趾裂开成两瓣的缘由、限于哪个地方的人，我一直不甚了了），继而便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甚至便哭便捶胸顿足，诉说一番各自的难心事儿、祖宗八代的遭逢，诅咒几句“狗日的天爷”，然后还照从前的老样子过活。仿佛他们果真明白，人生一世，尽心尽性而已。对自己尽心，对遇上了无话可说的种种际遇尽心，无所谓得失荣辱，但求头上还是天（有天就有玄想有指望）、足下还是地（脚还踩在地上心里就踏实）。所谓尽心无非如此。
    阳世间的事情，大多数属于不可碰的。一碰生爱，爱则必然有所割舍；及至回首后望，心里恐怕就不会好受。据说前几年，有一批刚刚迁徙来的移民，推举出他们中的德高望重者找到西部某一级政府，对吃“官饭”的领导说：“我们受不了啦，要回去。这里四周没有山，跟我们老家不一样，我们陪不住（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土话，意思是没法与人与物协调地生活下去）。”当时那位领导只说了一句话：“等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了。”果然，几年过去了，这批移民中没人再提重返故里的事了。我琢磨，大约是真的“惯了”。
    恐怕是惯了。就人类而言，习惯了的事儿，就再也构不成考验了。何况地道的中国人讲究个天干地支、六十年一甲子、百年一轮回，真正拗得过时间的人至今仍不多见；更何况他们常说：“树挪死哩（所以大槐树留在了老家，留在了时间深处），人挪活哩。”他们常常这么说。等到自己挪够了，挪累了，把该做的都做过一遍了，再踅回床上去盯住自己平凡的一生细看，大概总不嫌迟吧。
    顺便说说：历史地看，由于西部人多属于出趟远门就是几朝几代的一群，因而特别懂得如何怜惜出门人。他们认定人在外面一定受苦。每每有身边认识的出门人回家了，他们就像亲戚一样地跟他打招呼，然后又寂寂寞寞地说：“好出门不如待在家哩。”
    好在普天之下，所有大槐树上的幽幽白花，远在时间的另一头，又足足地开了一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