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方博物馆保存的20封信件，记录了这一过程。安特生的想法是单纯将资料交给瑞典考古学家去研究的做法太不可取。必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
瑞典退还文物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1936年，在南京地质博物馆，安特生目睹最后一批文物从瑞典运回到中国，他如释重负。如今，我们却找不到这批国宝的下落了。
有人推测，当时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国内学界主要目光都集中到了如何抢救故宫珍宝，似乎忽略了彩陶。在时局动荡中，这批珍贵的国宝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瑞典东方博物馆藏的彩陶有400件，按照这一数据推断，安特生送还中国的文物至少也在400件以上。
在当时还有一批甘肃出土文物命运令人唏嘘。在七七事变之前，故宫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运往南京，而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后来，才被学者从日军的刺刀下转运到美国存放。瑞典还曾归还过一批中国文物，这就是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西北采集的3000多件文物，按照协议他们被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带回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也回到祖国。
从安特生送回彩陶中，我们会发现国宝的命运是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运，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