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青藏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鉴于黎丹在青海工作多年，其政治活动和致力于藏汉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活动在藏族人民中有较高声誉，加之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有过接触，便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命他赴西藏疏导藏汉关系。黎丹即遵命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的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他意识到这是一次负有维护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就不顾耳顺之年，积极准备，并宣布青海藏文研究社杨质夫、欧阳鸷、张玉鄂等人为“西藏巡礼团”团员。同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这对临行前的黎丹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但他决心已定，年底召开了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大会，在会上他手书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题字，在告诫全体社员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将平生收藏的藏文典籍数千册，所译宗喀巴大师的《因缘颂》手稿，编译的各种藏文教材及宗喀巴大师本生画像80多帧，全部捐献给了青海省图书馆。他只携带了《藏汉大辞典》的两箱原稿，准备向西藏学术界进一步征求修订意见。1934年春天，他毅然策骑上路，西去拉萨。

　　当“西藏巡礼团”一行10人启程后，国民政府又派黄慕松为专使，赴西藏追封和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5月份取道西康进藏。这时黎丹已行到唐古拉山口，因黎丹享誉藏区，西藏方面派人在山口迎接。他与黄慕松电传联系后，经黑河地区，在拉萨顺利会合，然后共同进行了十三世达赖的追封致祭典礼。事后黄慕松即回南京，而黎丹则以监察委员的身份留居拉萨。

　　在拉萨经西藏政府的介绍，黎丹与哲蚌寺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结为法友，潜心研究宗喀巴大师的着作。随行人员中杨质夫被喜饶嘉措纳入直传弟子之列，大师亲授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著名；欧阳鸷等人被介绍到哲蚌寺郭莽学院等着名大寺院学习。因黎丹的请求，喜饶嘉措出面邀请了一批学者，对黎丹带到西藏的《藏汉大辞典》进行了审阅，黎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藏汉大辞典》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修订，形成了这部巨着的定稿。

　　黎丹在拉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他特殊的身份和渊博的藏汉文化学识，在西藏社会各阶层广泛结交朋友，树立“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藏汉民族血肉相连”的深刻影响。1936年冬，黎丹与有关人士联系，向国民政府建议，聘请了喜饶嘉措大师到内地著名大学开讲“西藏文化讲座”,喜饶嘉措在内地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先后在南京、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向广大学术界讲述了藏族历史、汉藏民族文化的关系和宗喀巴大师的学术观点及着作，由杨质夫担任翻译，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和敬重，使广大内地知识界对西藏、青藏高原和藏族人民的宗教、民俗、文化、生活诸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藏汉文化的交流，进入了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天有不测风云，黎丹陪同喜饶嘉措大师回南京后，在1938年夏去长沙时，突然去世，享年67岁。他的去世，在青海引起了很大震惊，当时青海省各界在青海藏文研究社举行了隆重的祭祀。

　　黎丹在青海工作期间，培育了一大批为汉藏文化教育事业献身的有志之士，如杨质夫、吴均、候生祯、杨福岭等等，40年代后，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讲师、教授，从事藏文和藏族文化、历史的教学研究。至解放后，在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其中沈桐清、祁佩椿、王任邦、温存永、纳朝玺等从解放前就在教育部、中山文化教育馆等处从事民族教育教材的编译工作，也在国立西宁师范、湟川中学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在50年代，他们为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藏、蒙古文的政治、法律、文艺、科技等方面的大批书籍。其中藏族着名史诗《岭·格萨尔》的最初资料本80%以上都出自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这部史诗趋归完整，名震国内外。黎丹是青海民族文化史上一位百年树人者。

　　黎丹一生献身青海的开拓，致力青海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挚着，将被青海各族人民世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