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讨中国早期冶金技术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认识河西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演进模式以及早期冶金在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等问题，2007~200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展了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工作。2010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联合开展了“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对张掖西城驿遗址进行了八个年度的发掘。
通过对西城驿遗址的初步调查，确定其范围为35万平方米，以发掘区为中心，多次进行勘探，勘探面积约66万平方米，发现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476处。至2017年，发掘面积5100平方米（图一），共清理遗迹单位929处，其中房址127座、灰坑701处、墓葬22座、灰沟39条、墙体24处、烧面16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及冶金遗物、动植物标本等2000余件（组）。
一、遗址概况
西城驿遗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黑河流域中游，位于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东北部，紧邻312国道，东距黑河10千米，是黑水国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水国遗址是一处由西城驿史前遗址、汉代建筑遗址、南城遗址、北城遗址、古屯庄遗址、古建筑遗址以及古寺院遗址等七处不同年代、不同性质的遗址组成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对西城驿遗址的初步调查，确定其范围为35万平方米，以发掘区为中心，多次进行勘探，勘探面积约66万平方米，发现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476处。至2017年，发掘面积5100平方米（图一），共清理遗迹单位929处，其中房址127座、灰坑701处、墓葬22座、灰沟39条、墙体24处、烧面16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及冶金遗物、动植物标本等2000余件（组）。
二、主要发现
1.一期
一期遗迹单位较为单一，主要有灰坑和房屋两类。灰坑多为袋状坑，形制较为规整。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其中方形较多。F65，未能全面揭露，东北部、西南部被灰坑打破，平面近方形。整体为方形浅坑，由泥片筑成的矮墙将内部分隔成多间结构。矮墙表面较光滑，为花土，分层，系泥片分段筑成，每段长34〜45、宽32〜44厘米。矮墙附近有立柱支撑屋顶。从倒塌堆积推测应是先搭木架，然后铺草席或秸秆，再抹泥以形成屋顶。房屋居住面为一层红黏土，土质非常致密，厚5〜10厘米。地面上存留有碎陶罐（图二）。
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及粟、黍等炭化作物，并发现少量炼铜炉渣。陶器多为泥质红陶或夹砂褐陶，泥条盘筑，主要为盆、壶、罐等（图三）。石器主要有石刀、石球、研磨棒、砍砸器等，玉器有斧和玉料，骨器主要有骨针、锥、铲等。同时出土鉴定有粟、黍等炭化作物。目前尚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铜器，但发现少量炼铜渣。
2.二期
二期遗迹主要有半地穴式房屋、地面立柱式房屋、土坯房屋、陶窑、灰坑、灰沟、灶坑、墓葬等。灰坑在这一时期的遗迹单位中占有最大比重，有袋状、桶状、锅底状及不规则形坑。房屋主要有半地穴式、地面立柱式、土坯建筑三类。半地穴式房屋主要集中在二期早段。地面立柱式房屋平面多为方形，有单间和多间结构两种。多呈西北—东南向，门道朝向东南。其建筑方式是先垫地面，再挖柱洞，然后立柱，上部结构尚不明确。残留有柱洞、活动面、火烧面、活动堆积等，有些房间内还残留有储藏坑、储藏罐等。活动面多为红色黏土，土质致密。土坯房屋从平面形状来看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圆形房屋多为单间，方形房屋有单间和多室结构两种。其建筑方式是垫面—挖基槽—垫墙基—起坯，上部建筑形制尚不能确定。从部分房屋残存的形制来看，很可能是土坯砌成矮墙后在墙上立柱，之后搭棚。部分房屋有大型承重柱础，局部以土坯平铺地面。个别墙体基槽内埋有石刀、石斧、陶纺轮及动物骨骼等。
墓葬多集中在二期晚段，均位于居住区内，部分在房址内，多顺墙体挖穴埋藏。皆为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墓葬有头龛、脚龛或侧龛。以单人葬为主，以儿童墓为多，儿童墓随葬品较成人墓更为丰富，在部分墓中发现随葬有玉石块。发现有在灰坑中埋葬的情况。H646，平面近椭圆形，东北部被H511打破。斜直壁，壁面未有加工痕迹（图四）。底部较平整，剖面呈筒状。口部长径2.3、短径1.24米，底部长径2.1、短径1.14米，深0.34米。坑内东北部埋藏人骨1具，埋葬方式较为特殊，尾椎骨以下部分被折至头骨方向，头骨叠压于股骨之下。西南部出土有西城驿时期陶罐3件，器形完整，摆放整齐。坑内水平堆积一层绿色灰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大量炭屑，厚30〜34厘米，出土陶片、动物骨骼等遗物。
二期陶器器类较为丰富，文化因素也较为复杂。可分为四组，其中以二、三组为主。第一组多为泥质红陶或夹砂褐陶，采用泥条盘筑制作。器形主要为彩陶盆和双耳罐。彩陶盆均为泥质红陶，紫红陶衣，内外饰黑彩，为马厂文化遗存（图五）。
第二组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灰陶，泥质陶（夹细砂）与夹粗砂陶各占一定比例，陶质坚硬，有平底器、三足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部分经慢轮修整。器形主要有双大耳罐、高领罐、双耳罐、侈口罐、子母口罐、盆、器足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为齐家文化遗存（图六）。
第三组为彩陶，泥质或夹细砂红陶，施黑彩，为手制。与耳对应的最大腹径两侧各有一乳突。在彩陶罐颈肩部及耳部有小圆坑，用以镶嵌装饰品。口沿内侧及器表饰彩，纹饰多为横道平行线、条带纹，竖道条、带纹组合，菱形格纹、菱形块纹、“X”形纹、对三角纹等。夹粗砂陶为红褐色，多素面，部分饰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绳纹等。器形主要有彩陶罐、彩陶双耳罐、彩陶单耳罐、彩陶壶、彩陶盆、双耳罐、凸棱罐、侈口罐、盆、器盖、纺轮以及少量三足器等，为西城驿文化遗存（图七）。
第四组多为夹细砂红陶，施紫红陶衣，饰黑彩，黑彩浓厚，略凸出于器表。器形主要为彩陶盆、彩陶罐，为具有四坝文化风格的遗存（图八）。
石器主要有刀、斧、锛、球、镞、刮削器等。玉器主要有斧、绿松石珠等，并出土有玉料、绿松石料。骨器主要有骨针、骨锥、骨珠、骨饰等。冶金遗物较为丰富，除铜锥、铜环、铜泡、铜管等铜器外，还出土有石镜范、矿石（图九）、炉渣（图一○）、炉壁残块、鼓风管等。炭化作物经鉴定主要有小麦、大麦、粟、黍等（图一一至一四）。
3.三期
三期遗存种类与二期基本相同。遗迹以房屋、灰坑、墓葬为主，房屋仅见地面立柱式和土坯建筑，基本延续了二期的建筑方式及房屋形制。F81，为5间结构的土坯建筑，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北部1间、南部4间，依次编号为Ⅰ〜Ⅴ室（图一五）。
Ⅰ室平面呈方形，由于被晚期的F88打破，西墙、南墙保存稍差。南墙残存部分与Ⅱ室相连通。北墙和东墙连接最为紧密，转角处微显弧度。而北墙与西墙连接有缺环，可能为后期破坏所致。东墙与Ⅱ室北部墙体之间有缺口，推测为进入Ⅲ室的通道。西墙长2.8、宽0.22〜0.32、残高0.08米，北墙长3.2、宽0.24〜0.32、残高0.02米，东墙长3.5、宽0.14〜0.3、残高0.02米，面积约10.8平方米。Ⅱ室平面呈圆形，北部墙体保存较差，有缺口与Ⅰ室相连通。东北部同样有缺口，可以进入Ⅲ室。在房间南部墙体有一缺口，且缺口两侧有两块土坯向房址内转折，根据房间整体形制，推测该缺口为门道，方向为137°，宽约0.6米。直径4.6米，墙体宽0.2〜0.3、残高0.03〜0.1米，面积16.6平方米。室内中部偏南的位置有一砖红色的火烧面。活动面上残存有陶器底、陶纺轮、大量碎陶片及石器、铜渣等。Ⅲ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Ⅰ室、Ⅱ室东侧，由两道东西向南北分布的平行墙体组成，东西为缺口联通Ⅰ、Ⅱ及Ⅳ室。北墙保存较好，被晚期F75的柱洞打破，南墙保存较差，活动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北墙长3.8、宽0.18〜0.22、残高0.02米，南墙长3.65、宽0.2〜0.28、残高0.01米，面积约4.5平方米。Ⅳ室平面呈长方形，东南部被晚期冲沟G24破坏，南墙和东墙保存较差。北墙长4.4、宽0.22〜0.28、残高0.02米，西墙长5.2、宽0.28〜0.32、残高0.02米，南墙残长1.2、宽约0.24、残高0.01米，东墙残长2.8、宽0.24〜0.28、残高0.02米，残存面积19平方米，推测原面积约为23平方米。屋内南部活动面上残存较多陶片。Ⅴ室平面呈长方形，大部被G24破坏。只残存北墙部分和西墙部分，西墙即为Ⅳ室东墙。Ⅴ室东部还有一道比较长的墙体，该墙体暂时归为一道院墙，Ⅴ室可能利用其北部部分作为东墙。待于继续发掘判断。北墙残长2.2、宽0.18〜0.3、残高0.01〜0.02米，西墙残长2.8、宽0.24〜0.28、残高0.04米，残存面积约5平方米。该组房屋未发现明显的倒塌堆积，从F88等柱洞房屋房基垫土中夹杂有零星的碎土坯推测，土坯房屋的倒塌堆积可能被晚于其的柱洞房屋平整后加以利用，作了柱洞房屋垫面的原料。房址的活动面均为一层较致密的红色黏土，各室活动面上均有碎陶片、骨骼、石器等发现，其中Ⅱ室活动堆积最为明显。
三期墓葬整体来看保存较差，破坏严重，墓葬形制、葬式、葬俗与二期基本相同。M22，竖穴土坑墓，墓向113°（图一六）。
墓室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1.84、宽0.8、深0.66米。头龛位于墓室南部，呈圆角长方形，长0.39、宽0.28、高0.24米。葬有人骨1具，仰身直肢葬，骨骼保存较差，头部附近出土白色石块1块，头龛内出土陶罐3件（图一七）。填土为五花土，土质较疏松，含少量炭屑，出土陶片、兽骨等。
出土遗物与二期基本相同，种类丰富，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炭化作物、冶金遗物等。陶器均含砂粒，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制法为泥条盘筑，分段套接，个别较小的器物为手捏而成。彩陶一般是施紫红陶衣，再饰黑彩，易脱落，主要纹样有平行条带纹、折线纹、菱形格纹、三角纹、网格纹、回形纹等。器形主要有各类罐、盆、壶等，器盖较多。石器以工具为主，从加工技术来看主要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器形主要有刀、斧、凿、锄、铲、球、盘状器、石叶、石镞等。骨器主要有针、锥、柄、珠饰等。冶金遗物主要有铜器、矿石、炉渣、炉壁残块、鼓风管、石范、铜颗粒等，其中铜器主要有刀（图一八）、环、泡、锥、权杖首（图一九）等。
三、初步认识
1.文化年代
根据层位学、类型学分析，结合碳-14测年数据，对西城驿遗址的分期及其年代有了初步认识。整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期年代为距今约4100〜4000年，以马厂晚期遗存为主，有零星齐家文化遗存；二期年代为距今约4000〜3700年，以西城驿文化为主，有大量齐家文化遗存共存；三期年代为距今约3700〜3500年，以四坝文化早段遗存为主，有少量齐家遗存共存。
西城驿文化是新提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1］。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东起武威，西至瓜州、敦煌，南及民乐，北抵金塔的全部地区，甚至远达新疆东部，在青海及内蒙古也有发现。就目前所发现地点来看，主要分布在张掖、酒泉地区，集中在黑河流域。以酒泉为界，以西地区西城驿文化单独出现，如潘家庄、西土沟等，以东往往与齐家文化共存，如酒泉西河滩、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一个地窝南二号、张掖西城驿、民乐五坝、武威皇娘娘台等。
马厂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是前后延续的几支文化，自马家窑文化以来一脉相承，可以看作是一支人群在不同时期的承继与发展。正是鉴于马家窑至四坝较强的文化传承性，有学者提出了“马家窑—四坝文化系统”的认识［2］。而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东部文化传统，其在河西走廊的出现是东部人群西进的结果。相对于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外来者”。齐家文化与马厂文化晚期、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早期都有过共存，其在河西走廊结束的时间早于洮河流域，这可能和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的兴盛有关。
2.气候环境
从西城驿遗址已鉴定的木炭来看，主要有13种木本植物，有柽柳、柽柳属、沙棘属、枸杞属、杨属、柳属、榆属、云杉属、圆柏属、沙拐枣属、蒺藜科等。先民对木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当时的环境和气候。西城驿文化时期云杉属的存在指示气候温凉湿润，当时应是相对湿润的环境，柳属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滩地、低湿地，而柳属的存在，表明遗址周围有河流。四坝文化时期，耐阳的杨属先锋树种占较高的比例［3］，家养动物牛、羊比例上升和啮齿类动物常见进一步佐证了四坝文化时期遗址周围是以干凉草原（草地）为主的自然环境［4］。距今4100〜3500年间，该遗址区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约以距今3700年为界，之前气候温凉湿润，其后气候较为干旱。从考古发现的洪积层直接证据来看，距今4100〜3500年间，可能曾有多次洪水发生，很可能对该区域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影响。
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沉积物重建的环境记录表明，河西走廊距今5000年之后逐渐走向干冷阶段。马家窑文化时期气候相对湿润，马家窑人群扩张至河西走廊地区，适宜西迁而来的马家窑文化人群种植粟黍。半山文化时期气候波动明显，温度下降不明显，但是降水明显的呈下降趋势，气候逐渐走向干旱。马厂文化时期河西走廊气候出现了短暂的好转，降水增加，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促使粟黍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马厂文化在河西走廊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受距今4000年前后降温和变干事件的影响，距今4000年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向干冷趋势发展，在河西走廊表现得也很明显，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多个环境剖面指标显示降水和温度呈持续降低的趋势，齐家文化和西城驿文化时期快速走向干冷，四坝文化时期气候持续恶化，粟黍生长所需的积温和降水不足，严重影响了粟黍农业的生产，使得粟黍作物不能满足人类的生计，大麦的耐寒特性使得四坝文化时期大麦种植得到快速发展［5］。
3.聚落组成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聚落的考古资料相对匮乏，相关研究工作开展较少，对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知之甚少。目前所知者仅2处，即张掖西城驿聚落址和酒泉西河滩聚落址。由于发掘面积较小，西城驿遗址虽不能全面揭示各时期的聚落形态，但是对于了解当时的聚落组成仍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发掘初步认为西城驿遗址是一处以从事旱作农业为主兼有饲养，并进行着冶金等手工业生产的史前聚落址。这处聚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期聚落为马厂晚期，遗迹单位主要有灰坑和房屋两类，房屋主要为半地穴式。二期聚落为西城驿文化时期，遗迹单位主要有半地穴式房屋、地面立柱式房屋、土坯房屋、陶窑、灰坑、灰沟、灶坑、墓葬等。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段，遗迹以房屋、灰坑、墓葬为主，房屋仅见地面立柱式和土坯建筑，基本延续了二期的建筑方式及房屋形制。没有发现与聚落同时期的墓地，却在聚落内有墓葬的发现。整体来看，西城驿遗址聚落的房屋建筑经历了半地穴式—半地穴式、地面立柱式、地面土坯建筑—地面立柱式、地面土坯建筑的演变过程。半地穴式建筑主要集中在马厂晚期，在西城驿时期有少量存在。地面立柱建筑与地面土坯建筑大量存在于西城驿时期及四坝时期，四坝时期不见半地穴式房屋。土坯被认为最早出现在西亚、中亚地区，在我国黄淮地区、长江下游及长城地带东段的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西城驿文化时期土坯建筑为西北地区所见年代最早者。河西走廊土坯建筑不同于我国东部土坯建筑传统，是吸取了来自中亚的土坯建筑材料形式并结合本土的土墙建造技术形成的双重技术系统［6］。
酒泉西河滩遗址的文化属性较为复杂，和西城驿遗址有些近同。西河滩遗址发现房屋基址50多座、烧烤坑400余个、储藏坑150多个、祭祀坑20余个、陶窑7座，并发现有畜圈遗存。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半地穴式房址平面皆为长方形，地穴深0.25〜0.6米，室内地面均经硬化处理，并有一至数个烧烤坑和数个储藏坑。地穴周壁或外围排列有疏密不等的柱洞，多设有门道，门的朝向多为东、南。地面式房址平面形式较复杂，有长方形的单室，也有长方形主室附加半圆形或长方形的后室和侧室的多室形式。地面式房址的地面也经硬化处理，墙体为木骨泥墙形式，房门亦多为东、南向，有的门开于北面者，在门前设有挡风墙。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左右，最大者超过100平方米，小的不足10平方米［7］。由于西河滩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各期的聚落形态不能明确，但就整体来看，在建筑的形制上西河滩遗址和西城驿遗址有较大差别，西河滩遗址尚未见到土坯的证据，而西城驿遗址已经存在大规模的土坯建筑，而且不仅有单间，还存在着多间相连的“套间”，在建筑技术上较西河滩遗址更具多样性。
4.主要生业
西城驿遗址的筛选、浮选植物中有鉴定，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农业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西城驿一期时种植以粟、黍为主，二期时种植有粟、黍、小麦、大麦，三期时麦类成为粟、黍之外的另一种重要作物。小麦穗轴表明麦类作物是在当地种植的。当时的加工模式可能包括脱粒—扬场的加工阶段，从西城驿文化到四坝时期没有显著的转变［8］。采摘沙棘和白刺等沙地植物果实，可能是当时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一种方式［9］。西城驿遗址小麦出现的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同处黑河流域且与西城驿遗址性质相同的金塔缸缸洼、火石梁等遗址在这一时期也先后出现了小麦，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是小麦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
近年整个河西走廊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继承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的传统，这与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一致。青铜时代西城驿、齐家文化时期，随着西亚驯化的麦类作物传入，改变了河西走廊以粟黍为主的农业传统，麦类作物开始在河西走廊种植，麦类在河西走廊西部出现后，迅速传播至走廊东部，成为齐家文化人群农业的一部分。四坝文化时期麦类已经成为当地先民最重要的种植作物，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时期混合农业在河西走廊地区出现后逐步强化［10］。就整个甘青地区来看，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农业状况因时间、空间而存在差异，农业发展经历了由粟、黍旱作农业到农业多样化，再到多元分化格局的过程，中西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
动物骨骼鉴定证明，西城驿遗址家畜有绵羊、猪、黄牛、狗，野生动物有鹿、兔、啮齿动物等，基本没有发现贝类和鱼类骨骼。其中四坝文化时期以哺乳动物为主，绵羊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比重较高，绵羊、猪和牛是遗址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先民饲养绵羊更多的还是为了获取羊奶或羊毛等次级产品而非单纯的肉食。遗址中中型哺乳动物遗存破碎程度普遍较高，显示出先民对这些动物的利用程度较高［12］。猪的存在表明当时是一种定居性的畜牧业，当地先民很可能基本不从事捕鱼和捕捞活动［13］。
近年河西走廊系统动物骨骼鉴定表明，至迟在马厂时期西亚驯化的牛和羊已经传播至河西走廊，猪是黄河流域传统的最重要的肉食资源，马厂文化时期主要饲养黄牛、绵羊、猪和狗等家养动物，其中猪和羊是重要的肉食资源。磨咀子遗址羊占有很高的比例［14］，说明畜牧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结合动物骨胶原测年［15］来看，在西城驿—四坝（齐家）文化时期，牛羊的养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四坝文化时期马传播至河西走廊［16］。这与距今4000年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呈现出一致性，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快，西亚驯化的牛、羊和中亚驯化的马对河西走廊影响深远，河西走廊从饲养猪、狗向畜牧牛、羊的生业经济转变。
西城驿遗址人骨及动物骨骼同位素分析表明，距今4000年后C4粟黍类植物是西城驿遗址重要的食物来源，C3麦类作物已经开始摄食。羊已经成为重要的家养动物，高N值表明先民食肉程度极高［17］。近年对河西走廊磨咀子遗址、五坝墓地、干骨崖墓地、火烧沟墓地、西城驿遗址人骨及动物骨骼同位素研究成果表明，人和家养动物C同位素从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阶段从早到晚发生了变化，以C4类粟黍植物或者以粟黍为食的动物逐渐向C3、C4类植物或者以C3、C4类植物为食的动物转变的趋势，说明C4粟黍类作物在先民摄食结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反之C3麦类作物逐渐在先民摄食结构中所占比重增高。目前植物遗存研究显示河西走廊地区麦类作物比重在距今4000年后逐渐上升，同位素C3信号增强，证实了人类摄食C3麦类作物不断强化的过程。
5.手工业生产
西城驿遗址手工业较为发达，除陶器、石器、骨器等的加工生产外，还从事玉器生产和铜冶金活动。西城驿遗址发现的陶窑虽然不多，但至少表明在聚落内部居民进行着陶器生产。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夹砂陶和夹砂彩陶与马厂晚期夹砂陶的显微特征相似，夹杂颗粒种类多样、大小不等，磨圆度差，棱角分明，与风成黄土矿物组成比较接近；齐家文化夹砂陶夹杂颗粒尺寸较大，磨圆度较好，与马厂晚期夹砂彩陶相似，其胎料可能经过筛选处理后再加入掺合料。泥质胎陶器原料均经过筛选处理，西城驿文化泥质胎陶器与马厂晚期的相似，到四坝文化时期，胎料细腻程度降低；齐家文化泥质陶胎料更为细腻均匀。当时陶工可能使用红黏土或红黏土掺和一定比例的黄土制作陶器。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同文化人群相互影响，陶器生产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河西走廊马厂晚期与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类型早期陶器化学组成明显不同，其制陶工艺出现了变化。筛选处理陶土使其细碎均匀，再添加掺合料的工艺，被齐家文化继承。使用夹杂各种原生矿物的陶土直接或稍微处理去除大颗粒，再进行制陶的工艺，被西城驿文化继承，并延续至四坝文化。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陶器各自代表的社群可能均有独立的制陶手工业，齐家文化与西城驿文化，甚至与马厂晚期以及四坝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制陶技术、陶工的交流［18］。
西城驿遗址也存在着一定的玉器加工生产，所用玉料主要有透闪石、蛇纹石、石英岩及绿松石。器物主要为玉斧（图二○）、玉锛及绿松石珠饰等，有权杖首出土，但没有发现璧、琮等礼器性质的器物。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玉矿资源，目前河西走廊已发现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草场玉矿、敦煌旱峡玉矿，分处北山山系的马鬃山和祁连山山系的三危山，开采年代在公元前一千纪。我们推测西城驿治玉所用玉料可能主要来自于北山和祁连山地区。
铜冶金是西城驿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也是河西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河西走廊地区的冶金活动在距今约4100〜4000年的马厂文化晚期就已存在，至距今约4000〜3700年的西城驿文化时期，冶炼活动规模空前，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金遗址多有共存，二者冶金面貌难以区分，形成“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冶金格局、冶金规模、技术特征、器物形态等方面已呈现出自身特色，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冶金区域。当时冶炼所用矿石主要来自走廊北部的北山地区。矿料分两种，一种数量较多，为仅含铜的氧化矿石，有些残留一定的硫化矿物。一种数量较少，但对合金配制起关键作用，为含砷、铅、锑等合金元素的矿石。当时使用了“氧化矿—铜”的冶炼工艺，以冶炼红铜为主。存在先冶炼纯铜，在冶炼流程后段添加含砷、锡等合金元素的矿石炼制青铜合金的技术。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器类主要为工具、饰品，工具主要有锥、刀、钻、长条形器等，饰品主要有指环、耳环、管、泡、铜镜等。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以红铜为主，砷铜次之。加工技术以热锻为主，铸造次之，逐渐形成石范铸造传统。这一时期的冶金聚落主要分布在黑河以西靠近北山的宽阔地带。各冶金聚落都以从事农业为主，兼有饲养，并进行着制陶、治玉等各类手工业生产，与同时期不存在冶金活动的聚落之间在聚落组成和生业形态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推测当时各冶金聚落独立进行冶金活动，难以看出聚落间存在何种支配关系。当时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相分离，矿石远距离运输到各聚落冶炼。从冶炼红铜，到后期添加含合金元素矿石，再到器物生产，都在聚落内完成，冶炼活动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但尚未实现冶炼和铸造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与辽西、中原迥然不同的早期冶金格局。这一时期，西城驿人群在冶金技术的传播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至距今3700年前后，四坝文化冶金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欧亚草原冶金交流加大，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如喇叭口耳环、竖銎斧、权杖首等。齐家文化将从西城驿、四坝文化人群那里获得的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带到了走廊以东地区，可能对二里头的冶金技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发展中，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这支人群在不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从而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
6.社会组织
学者认为分节社会（部落）一般较流动的狩猎采集群更大，但是其成员很少超过几千人，他们的食物和生计大部分依赖栽培的植物或驯化的动物。比较典型的是他们都是定居农人，但也可以是流动的畜牧人，拥有一种以强化利用牲畜为基础的、十分不同的流动型经济。总体来说，这些是多社群的社会，以个别社群通过亲缘关系融合到较大的社会中去。分节社会（部落）典型的聚落形态是一种定居的农庄或村落。其特征是没有一个聚落支配该地区的任何其他聚落［20］。从西城驿遗址所反映出的种种特征来看，从马厂晚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部落是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在西城驿遗址二期发现了石质权杖首，三期发现了石权杖首、铜权杖首及权杖首石范，在火烧沟墓地也曾发现有石质权杖首及四羊头青铜权杖首。权杖首被认为是礼器性质的器物，体现着社会的分层，四坝时期权杖首的集中发现，可能意味着在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的社会结构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四、学术价值
多年来西城驿遗址发掘工作立足传统考古，密切结合科技考古，积极开展文化史的研究，并努力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做出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认识，但是西城驿遗址本身保存的状况及其考古发掘的有限揭露，要想弄清聚落结构、演变及开展横向的比较研究等仍存在较大的困难，还需要更深入的工作。目前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张掖西城驿遗址是一处聚落址，年代为距今约4100〜3500年。当时在聚落中生活着两支人群，即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和齐家人群。先民以农业种植为主，畜牧业占有一定比重，并进行一定的狩猎采集。手工业发达，在从事陶器烧制及石器、骨器、玉器等加工生产的同时，从事着铜冶金活动，并与周边区域有着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而在当时，冶金产业链条较为简单，冶金活动在当时的社会中尚未成为获取权利的重要手段，它也未能在这类社会中产生像大型礼器在中原社会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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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陈国科王辉杨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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