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四川广汉（陵）县人，１８９１年出生，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四年后，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几个月后，１９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１９１９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１９２６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１９２８年２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１０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２０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５０万成员。

　　１９３６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２０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１２月１４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批判亡国论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１９４０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的名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译名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０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２０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郁郁而终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１０４”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６０００余桶；２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３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５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１８０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