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远东运动会共举办10届，21年间中国队获得9次冠军1次亚军，被称为“铁军”。与日本队比赛，经常打出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十几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既生瑜，何生亮”……这不是做梦，这是历史上的中国足球
经费难筹 球员卖艺
  经过民族资本主义10余年的发展，民国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各地军阀，也比较重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但真正投资足球的几乎没有，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
  那时，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主教练与球队训练
  当时的足球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出国游览。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他如愿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比赛，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队的选拔工作非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李惠堂：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其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1926年李惠堂率自己的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洗雪了中国球队“东亚病夫”的耻辱。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在后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获2003年第26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大奖”。
柏林奥运会虽败犹荣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除了中国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