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朱自清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1948年的中国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1948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种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失败，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

　　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

　　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晚年朱自清的变化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

　　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

　　这时候他也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

　　他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

　　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

　　冯钟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

　　柏生回忆，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朱自清带病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

　　“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

　　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

　　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拒领美国救济粮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 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编者注）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

　　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

　　但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饿死乃后人杜撰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

　　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

　　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

　　“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

　　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