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报业走热，编辑记者的收入也显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时报》时月薪为80元，每月为《时报》写论说文六篇，小说2.5万字。他还为《小说林》撰稿，月得40元；为有正书局编《小说时报》，再拿稿费；当时他全家花销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过。包天笑曾回忆说：“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当时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买五六十个鸡蛋。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住校生伙食费每月6块，内地只要3块。(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辛亥期间，报纸从业者收入丰厚，又能参与国务，指点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觉极好，包天笑说：“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与此相应，当时记者、编辑的社会承认度也很高。此一时期，报馆访员身着西装，出入各种集会与重要会议。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于参与劝降清军。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陈英士(其美)携敢死队员高子白，就是以《民立报》访员的名义进入清军重地江南制造局劝降，遭拘捕，次日义军强攻得手方获释。

　　对于辛亥时期报纸的影响力，时人评论说：“前清末叶，报纸势力渐呈伟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凯称帝，报界不赞成，即至倾覆，此其最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