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不应自己画地为牢。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思想流派包括敌对的流派中吸取营养；二是不把某种制度模式绝对化。

山东大学是目前中国惟一开设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的学校，有两年曾因报该专业的人数太少而停招，近年有所恢复；由于对生源质量没有信心，该校科学社会主义博士生导师王建民从2009年开始，主动停招博士生至今。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不足百年，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它仍属新事物。因此，看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跟风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乃轻率之言。

社会主义不应自己画地为牢。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思想流派包括敌对的流派中吸取营养；二是不把某种制度模式绝对化。

                                                           ——王建民

鲁法芹曾有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专科两年的学习经历，毕业后在山东一个乡镇中学当化学教师，工资每月700元。他想改变命运，经知情人士指点，2005年他报考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8年毕业后报考了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王建民教授的博士，因为“这个专业好考，竞争不大”。那一届，只招了他一个博士生。2011年夏天，鲁法芹要毕业了，分配意向是到山大威海分校马列部当教师，不管怎么说，算是拿到了博士文凭。

写博士论文时，他的博导王建民建议他研究一下《东方杂志》在大陆刊行45年间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该杂志1904年创刊，1948年离开上海迁往台湾。

进入这个专业领域之后，鲁法芹发现一些让他“没法说”的情形，比如一看到上面提倡“和谐社会”，马上有人就发表论文“谈孙中山的和谐思想”。

山东大学是目前中国惟一一个设有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的学校，有两年曾因报该专业的人数太少而停招，近年有所恢复。

鲁法芹就读的博士点隶属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他的导师王建民教授是该研究所的所长。

调剂来的学生，转行的老师

1979年山东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本科生，41名学生中，王建民是少数填报了该专业志愿的考生，其他多数人是以“服从分配”之名调剂到这个新专业的。

当时设有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相继成立以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为主干学科的研究机构———只招收研究生。

三十多年来，“科社专业”的学生普遍有个摆脱不了的“尴尬”：社会上的人听到“科社专业”时常常一脸疑惑：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社科专业”吧？

1979年前，中国的学科设置中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该专业的出世与胡耀邦有关。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当时已有哲学专业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还缺少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胡耀邦在1970年代末主政中央党校时提出设立这一专业。

毕业留校任教三十多年后，王建民见到的景象是，当年许多高校纷纷挂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系、社会主义研究所等招牌全变了：或改换招牌，改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或招牌还在，但油漆脱落，色彩暗淡。

19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系改名国际政治系；1990年代中期，山东大学以国际政治学院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系，系名称还在，但事实上降格为学院内一个专业。

苏东剧变，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原来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陆续转行，继续操持老本行的只有四五人———大概是原有该专业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王建民调查得知，在其他学校，这个专业的演化轨迹和师资比例也都大致如此。

从2002年开始，山东大学本科生入校一年后可以在全校范围内再次选择专业，大概10%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生转到其他院系，却很少有人选择转过来。2008年选择该专业的人数为10人，2009年为6人。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当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毕业生与哲学、历史学等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情形差不多，属于困难户，但有一点不同：因为山大的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在全国独此一家，而硕士点博士点比比皆是，所以考研考博的命中率极高，而投身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的学生大多也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尽管硕士和博士的招生和培养一直在维持，但对生源质量的不满常使王建民怀疑自己的要求是否过分。按他的理解，从事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专业学习的硕士生、博士生，至少应该有某些基本的专业训练，如一定量的对马列经典作家的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基本知识……实际情形是，他们的书包里或许装满了新潮的知识和本领，但该专业必备的基本功却常常令人无语。

一次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的课堂上，他提到“托派”一词，听众却毫无反应，询问得知，在场所有的人压根没听过“托派”这个词。在王建民看来，社会主义史的研究者没听说过托洛茨基和托派，就像研究美国史的人知道有华盛顿但未曾听说过杰斐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知道有鲁迅但未曾听说过茅盾、老舍。

关于生源质量，王建民还有很多段子，2011年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面试时，一位笔试过关的考生参加面试时一问三不知，最终，无奈的教授问他是否知道“金砖四国”指哪些国家，他想了想，回答说，肯定有美国和英国，有没有中国不敢断定，第四个就说不上了(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砖”在英文中是Brick，与这四国英文名首字母拼出的BRIC同音，四国都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

王建民任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收到过北京某高校一博士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稿子，其中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注释中，作者注明是转引自他人的著作。一位谈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博士，在他人的著作中读到对自己有用的论述，这论述来自《共产党宣言》这种入门读物，连按图索骥查找原文的工作都懒得做，诚实到觉得没有必要“假装”读过，以至写论文做引证时还要“转引自”。

对生源质量没有信心，从2009年到现在，王建民主动停招博士生已有两年。

较之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境况或许略好一些。在中国大学的哲学院系里，哲学学科大致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三大板块，分别简称“马哲”、“西哲”和“中哲”。若干年前，马哲是舞台中央的绝对主角，现在的情形是，在各高校的哲学院系，因学科传统而异，或西哲占优势，或中哲居鳌头。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目前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还在继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尽管不容易。

马克思主义是门科学

在王建民看来，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当下的生存现状不佳，是有原因的。

王建民认为，科学的本质要求是质疑诘难，是探索未知，是创新，是挑战成说；信仰恰恰相反，它要求信仰者深信不疑，不得偏离，更不能挑战。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民族的传统信仰和观念被排斥，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之。然而，一种社会科学体系能否成为公众的信仰，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出过，更谈不到做出恰当的结论。迄今为止，能够成为公众信仰的意识形态只有宗教或准宗教体系如佛教、基督教、儒家学说等。这类意识形态能够深入公众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信仰，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们主要是伦理规范而非科学理论。

在王建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尖端。说某一门自然科学中的尖端学问的学习和研究是少数人的事，这容易理解。其实，这一点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适用于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那是极少数人的事，对公众提出这类要求，是违背社会分工规律的，因而是做不到的。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王建民认为，邓小平把自己归于不读“大本子”的“群众”行列，道出了科学与公众的真实关系：“既然是信仰，就只能宣传；信仰是需要解释的，于是就有一个解释权的问题，而解释权只能来自‘上面’，于是乎‘唯上’、跟风等等就成为该学科的一大特色，上面一个文件、一个精神，下面就马上论证，老折腾。”在大学里呆了三十多年，王建民接触到太多的学术不端；他这些年做了点学术打假的事，但最后发现打不胜打。全国学风败坏，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学科是重灾区，这与“宣传”不无关系：既然是宣传，精神偏离不得，形式可以花样翻新，而且要铺天盖地。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决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规范。因此，人们也把抄袭剽窃不当回事。

社会主义研究要敢于触碰基础理论

王建民说，越是研究马克思，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大学问；越是神魂颠倒地深入其中，越是可能有机会看到它天才的理论大厦中存在的问题。前人结束的地方，是后人前行的起点，这是一个正常的道理。当然，事实上做起来很不易。

“马克思最大的成就是《资本论》，而《资本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王建民认为，它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无法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了从基础理论上给第三产业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二十多年前广东的李江凡写过一本《第三产业经济学》。这项工作极有意义。当然，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讨论。

四卷《资本论》的前三卷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医生、艺人、教师、家政，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劳动以及政治家、官吏、军人等等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考茨基整理的《资本论》第四卷里，在长达两百多页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服务业的劳动也可以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王建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学界对于如此刺眼的矛盾为什么没有觉察？前不久辞世的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就《资本论》第四卷的相关内容作过讨论，他也丝毫没有觉察这里有问题。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是二百三十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今天我们称之为服务业从业者以及政治家、官吏、军人等等的劳动。斯密认为所有这类人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他的观点和论证存在许多矛盾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没有官吏和军人等对国家的管理和保卫，生产及一切经济活动就无从谈起，因此，亚当·斯密说这类人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让·萨伊一派经济学家对此大为不满，但他们提出的论证更混乱。

《资本论》第四卷打算把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但历史没有给后人机会去了解马克思的最后想法，人们看到的只是未经他本人清理的充满矛盾的研究札记。自亚当·斯密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例如1980年代分别以孙冶方和于光远为首的两派学者之间的不了了之的争论。

迄今已达成的共识是，教师、医生、家政工人等提供的劳务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但还剩最后一个环节没有解决，即如何理解官吏、军人等等与国家治理有关的劳动。

王建民认为这中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他的研究心得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当代学者们都忽视了一件事：当人们谈论创造价值的劳动时，他们谈论的是通过市场发生交换关系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而政治家、官吏、军人等等的劳动并不是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消费者的，他们的收入也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换，而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税收而取得的。因此，他们的劳动不存在价值创造与否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给第三产业以科学认识，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判断失准，恰恰与《资本论》对第三产业的认识不当有关，最终跟作为《资本论》分析起点的商品概念发生了联系。”王建民说。“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本元素，它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上具有细胞的意义。经济机体上的细胞应包含着整个经济形态的全部秘密。细胞基因不完整，必定会在日后造成生物体发育上的缺陷；同样，对商品这个经济细胞体的规定如果有缺陷，最终必定影响到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前途的认识。王建民说，《资本论》一上来就规定“商品首先是一个物”，这就把非物质形态的劳务排除在商品范畴之外。作为全部分析起点的商品范畴的规定出现瑕疵，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不可避免了。“学者们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批评并不少见，但怯于触碰他的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而要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应该像马克思本人那样不畏艰险。”王建民说。

为什么瑞典不可以叫做社会主义？

王建民在大学期间痴迷于普列汉诺夫，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其他著作家，像考茨基、伯恩斯坦、梅林、拉法格、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尼·布哈林等等，能找到的中文本差不多都读过。

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长的已故北大教授薛汉伟先生十年前曾建议，是不是注意一下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等人的著述？王建民开始读哈耶克。2005年王建民与同事冯克利等合译了冯·米瑟斯的《社会主义》，王建民为这个中译本作了数万字的序言。

王建民说，奥地利学派对他产生影响的一点是，在大的社会思潮面前保持静观，慎言未来的社会进程，对激进的社会变革抱有疑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不看好资本主义制度时，米瑟斯属于极少数对资本主义保持信念的学者之列。历史证明，他们这个少数派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许多批评，王建民认为“不靠谱”。

同样，从十月革命到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不足百年，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它仍属新事物。因此，看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跟风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乃轻率之言。

王建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自己画地为牢。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思想流派包括敌对的流派中吸取营养；二是不把某种制度模式绝对化。“为什么瑞典不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王建民说，瑞典全民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贫富差距小，工人阶级是社民党的重要基础，其纲领里写明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

“社会主义现在遇到了大问题，病得不轻，正需要思想者出场。”王建民说，他不相信，《红楼梦》能成学，敦煌能成学，鲁迅、胡适能成学，几百年来影响了千万人命运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能不成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