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改变哥伦布的子孙们命运的，也纯属一种偶然性——新大陆上有富有、好客而懦弱的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一样很容易征服和奴役。那里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有唾手可得的黄金和白银，全球最大的银矿就在中美洲的墨西哥，次大的在.南美洲的秘鲁，而白银却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于是，以白银为中介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开始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越来越的“银洋”，后来干脆叫“大洋”，而中国的财富则流向了西方这个无底洞。这一进程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后来中国银子太多了，通货膨胀很多倍，西方人再拿更多的银子都很吃力了，却仍然拿不出别的东西提供中国市场。后来，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消费品，才吸引白银倒流到西方。这种事巧得像上帝精心安排的——好比今天地球某个黑三角的一股匪徒，悄悄地掌握了全套印制美元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一股匪徒掌握了文明世界的印钞机，可以获得取之不绝的财富，他们一定能够取代文明世界么？这要看这股“匪徒”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支撑，把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转化为内在创造力，而不是在花天酒地中挥霍掉。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征服新大陆之后，将一船船黄金、白银运回伊比利亚半岛。但几十年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用钱可以买到所有消费品，自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努力，他们便在尽情的放纵中无奈地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后的北欧新教徒，他们内心更具一种信念，而不是直接的物质欲望，要以世俗的成功来验证自己已被上帝拯救的命运。他们积极奋斗，通过竞争获得外部优势，滋润着自己的内在创造力，客观上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这个过程中，王室资助虽然很关键，但推动整个航海运动的并不是王室，而是在近代欧洲城市工商业运动的前夜，已经普遍萌生在民间的利益冲动和探险热情，它本身能够直接获得利益，从而构成独立的社会动力，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潮流。而郑和航海却完全由宫廷财政支撑消耗，它只有服从于朝廷的意志与目的，朝廷一旦收回它的支持，便会烟消云散。

这，才是一连串偶然性里贯穿着的内在必然性。但这却是《白银资本》的作者以及他的许多中国读者没看到的。

退回来看错误百出、贪婪俗气的哥伦布，在他启航时，大脑里也先验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种源于古希腊工商文明的理性哲学与数理科学传统，却是此前87年知识渊博、气势恢弘的郑和所不具备的。即便哥伦布的具体结论并不准确，甚至错了，但它可以在进一步的经验积累与实证逻辑的互动中获得修正；而郑和却只有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他以为中华帝国是天下的中心，他不知道大地竟是球形的，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而这一点在哥伦布那里是常识。郑和的思维是农耕文明的直觉经验，这种经验再丰富、再准确，也只是不能数理化、理论化、普适化的资料汇集，一旦失传，便前功尽弃。

近年来，一位西方业余航诲研究者主张，是郑和首先发现了新大陆。据说，他发现了哥伦布之前就有的新大陆地图，而这只有可能是郑和所绘。此论一出，引起中国学者与传媒一片哗然。我们姑且不谈事实是否经得起验证，假定真是这么回事，果真是郑和最先发现了美洲(他的船队是有这个实力的)，可是他也不过是到了某一个比南洋、比印度、比非洲更远的地方而已，而不是如哥伦布发现的那样，是地球的另一面上的某个地方。而恰恰是后者，才构成现代全球一体化的真正开端。

西方的火器本来源自中国的火药发明，但经过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以来的理论力学分析，大大改进了。西方的航海得益于中国指南针的发明，但只有在理论天文学、几何学的辅助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纸与印刷术更与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相联系。所谓“四大发明”在中国只是一些偶然的技术成就，并无实质意义，所谓奇技淫巧，没人在乎。今人之所以称作“四大发明”，还是因为它们在西方文明体系里，经过理性思维传统的全面改造，构成现代技术的基础。同样的道理，郑和航诲在中国传统背景下也是偶然、昙花一现且没有意义的事件。只因后来西方文明介入，到了现代，我们再看它才具有伟大的意义。

但这个意义对我们而言，与其说是给我们一种“原来也曾辉煌”的骄傲，不如说是对我们的悲剧宿命的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