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被今人视为伟大的外交家、和平的使者、开放思想的先驱，是争执的仲裁者、道德的圣人、秩序的象征。的确，与西方民族的航海相比，郑和下西洋似乎更具道义和友善的特征，不是取人的土地、夺人的财富，而是以和平交往为目的。

但事情又有另一面：郑和的使命是中央帝国皇帝赋予的，他不代表独立于

官府之外的民间资本主义运动；即便不是要去南洋找什么惠帝的踪迹，也是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沿岸番邦宜示帝国的威严，让他们自动朝贡，接受册封；他的数万人武装船队除了打击海盗，对沿途番国也是一种威慑，一旦遭遇抗拒，就会予以征服，拒绝臣服的番王会被捉住，押往朝廷处置。

今人常替古人惋惜：中止航海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要是朱棣的子孙们心怀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点，破除海禁，要是郑和船队多搞点商业贸易，多学些别人的科学技术，要是这庞大的舰队延续到一个世纪后，能与西方的舰队在海上相遇，要是……这般这般，通通都是今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郑和去世后，进贡的番邦逐年减少，宪宗皇帝怅然若失，又想遣人再走郑和路。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堵死这条路，硬是把郑和的资料藏了起来，还公然放话：“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些资料后世再找不到了，可能就是让这位愚昧、短视、可恶的兵部侍郎私下里给付之一炬、毁于一旦了。

然而，从发现“潜规则”的吴思先生那里我们知道，刘大夏非但不是坏人，而且是一位正直能干、德高望重的标准儒士。在他年近七十时，还被年轻的弘治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以整顿国防，这位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四朝元老却屡次以病老为由推辞。皇上私下问他为何推脱，他才以自己从地方中央为官的经历直言相告：“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老臣有病，怕误了大事。”他历数官府征敛无常、将领们克扣军粮且已经弄得军穷民困的事实，让蒙在鼓里的皇上大为震动，更是坚持让他担此重任。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鼓与呼”的老臣，能叫后人忍心诅咒吗？于是，有历史学家出来为刘大夏辩护：这等好人，销毁郑和资料这种缺德事，一定不是他干的！然而，哲学家却认为，真正的悲剧，常常是坏事出自好人之手。

今人常常还自作聪明，责怪明清两代主张禁海的皇帝们昏庸。其实，单从经济学上考虑，皇帝们未必就比今天的经济学家蠢到哪里去。洋人来做生意，把中国的财富搬运走，留下的银子别无用途，只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禁怎么办？

结论：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虽是各自文明体系里的偶然事件，但背后却隐含着各自文化注定了的一种命运。后者一时呈弱，但它却是古代工商业文明经过了中世纪基督教教化之后的重新崛起，具有一种勃勃生机；前者一时呈强，但却是基于古代农耕民族防御外来民族侵扰的被动要求，只是它受到外来力量激发时呈现的瞬间主动。因此，强者终被弱者打败。

但这种“文化宿命”是历史的，当它被全面地反思、解析、重构时，人们就可能超越它了。我们超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