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至少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做秘书时，也像高士奇一样，特别用心搜集最高领导人的读书信息，然后精心预备，那就是北宋的卢多逊。
据《续资治通鉴》卷五记载，卢多逊做知制诰（秘书）时，看到宋太祖求知欲旺盛，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身兼史馆负责人的卢多逊便叮嘱手下工作人员：太祖皇帝到史馆取了什么书，一定要及时汇报，不得有误。信息报上来之后，卢多逊马上连夜通读这些书，于是每当宋太祖问到书中内容，他都能对答如流。宋太祖越来越喜欢他，先让他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再让他做同平章事（宰相）。
卢多逊虽然投机成功并权倾一时，但后来却裁了大跟头，高士奇则不然，他不仅生享殊荣，而且死赐祭葬并福及子孙。从这一点看来，高士奇要比他幸运多了。
五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套取康熙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而他获取这些信息之后，除了为自己所用之外，更多的是拿来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和“门路独真”，有时还公开转手倒卖，这就更不是谨慎的人所能做出的事了。关于这一点，许多笔记野史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如《簷曝杂记》卷二是这样写的；
“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傔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高士奇每天下班的时候，朝廷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挤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回来，大学士明珠有时也在其中。好不容易看到高士奇的身影出现，他却装着没有看到大家，目空一切地进了家门。这些人跟高士奇搭不上话，只好派仆人进高府打探消息，连高士奇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都一一报出来。对于旧日“恩人”和当朝“宰相”明珠，高士奇还算给了面子，因为再过一会儿，就传话让明珠进去，两人交谈许久，明珠才出来。对于其余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高士奇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接见，往往只选择其中的一至二人叫进去见见，就让家奴出来通知说：“时间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这些人只好骑马乘轿而散。第二天，这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几乎天天如此。
朝中大臣不厌其烦地腆着脸来拜见高士奇，当然不单纯是套近乎，也不是一般的拉关系，而是向高士奇探听只有他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什么东西。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这方面高士奇确实独擅胜场，所以他常常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能不能达到御前，大成疑问，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康熙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受了他的影响。就这样，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来人自然不会空着手，荷包里总要带几张银票，仅仅这一点，就成了高士奇滚滚不尽的财源。
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会遭人嫉妒，更会激怒正直之士，有人于是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这个穷光蛋，自己挑着铺盖来京城找事做，如今只要问问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收受了多少贿赂。”康熙果然如此问了高士奇一次。你道高士奇怎么回答？他一点不在乎，想也不想就实打实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当时社会上虽然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澹）人（高士奇）”这种说法，但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花言巧语后，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就只是笑了笑，不再追究了。后来，康熙可能又听到了一些不利于高士奇的言论，于是一方面提醒高士奇多“防备”，另一方面故意向身边人放话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康熙这一套“法不责众”的歪理论，显然是在放烟幕弹，以便混淆视听，达到遮盖高士奇违法犯罪事实的目的。所以，他不追究高士奇的不法行为，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六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对高士奇而言，也是如此。
就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二十八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琇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疏将他弹劾回家。
郭琇原本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是直声震天下，并获得了“铁面御史”（《履园丛话·旧闻》）的美誉。郭琇因此受到康熙的格外器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连续四次提升他的职务，先由佥都御史升任太常寺卿，继而升内阁学士，再升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最后升任左都御史，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奖赏他的功劳。佥都御史只是都察院的一个中层干部，左都御史则是都察院的最高领导，官居从一品。一般人需要上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程序，郭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可见他当时的风头是多么强劲。郭琇正是挟着这股余威，向高士奇叫板的。
当然，要扳倒高士奇这种极其特殊的人物，仅有勇气和能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事实。郭琇手上恰恰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这篇雄文被许多文献资料所引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高士奇本传虽然都只有一千来字，却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来抄录这篇奏疏，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