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51师新近补充了一批新兵，受训时间不长，师部正要利用现在相对空余的时间加强训练。于是，先挑选了一批身体素质好的士兵编队组成军士训练班，经过培训后军士即充当班长。办班的时间很紧，师部已经通知大部队立刻挑好人选送到班里接受培训，我也组织专人登记、 接收、 编队、忙了一整天才办好军士收编事务。这批受训生共计200人不到，被编成一个大队四个分队，主任兼任大队长，除我之外另三人由师部派人来担任分队长。我们的寝室被安排在一所废弃的中学校舍里。
第二天教学开始了，主任首先讲话，称日本侵略者挑起9·18事件，侵吞东三省是为侵略全中国打基础，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更加看清了敌人的狼子野心。全中国有四亿同胞，比敌人力量大得多，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消灭光，收回神圣的领土。眼前就是你们苦练杀敌本领杀尽来犯之敌的机会，同志们有信心吗？军士民们被大队长的讲话所感染，个个群情激奋、同仇敌忾、杀声振天。正规教学一开始就极其严肃认真，制式教练与军技教练有序进行，大家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实弹射击训练，要求军士们相互批评，大家都练得很认真，评比严格。转眼间，培训过了四个多月。一天早晨，师部来电话，说培训就此结束，军士会由各连派人来接，直接奔赴前线。主任接到电话后就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到寝室通知军士们把行李整理好，准备归队。
不久，各连都派人来，按照名单把军士们领走，屋内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一会儿，师部又来电话，命我到江西上高（高安）一带到151团报到，我整装告别后即直奔团部。见过团长后我们大致聊了些在军校的情况，团长又叫卫士把我带到一营二连与连长见面，随即编入了第二排任排长一职，当时一排有54个士兵
2,高安战役负重伤
任排长次日，团部便奉命进入阵地做好攻防备战。这处阵地是师部临时安排的，我乘机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只见整片区域都是丘陵地带，稀稀的植被长有大大小小的整排的松木，我们所在的阵地是一个小丘陵，顺着山势长长短短弯弯曲曲地挖有十几条战壕，从山前一直通到山后，往前面望去视线十分开阔，朝北方向还有一条山间小道有行人在不断走动，可能是通往南昌的路。这一天没有敌情，于是我抓紧时间与士兵们交谈认识，熟悉情况，交代作战细节，并加强阵地防护。
防守约一个星期左右，一天师部突然传令各部密切注意敌方动态，敌人肯能即将发动攻击。果然没多久，日军很快进入阵地，顿时枪炮声大作，只见炮弹不断从眼前飞过散落到阵地各处，索性无人员伤亡。我在战壕一侧挥了挥手，示意士兵们战斗即将开始了。紧接着又有炮弹成片的飞过来，并夹杂着重机枪子弹直压我们战壕。仔细看过去，只见前面约四百米左右的阵地上有敌人往前冲，日军开始向我方进攻了。
见此情景，我方炮队立即还击几炮以试探地方阵营情况，并加强重机枪火力过猛压冲向我方之敌，敌人迅速掩蔽，我方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另一线敌人猛攻，敌人一下被歼灭了不少，战况暂缓，但我方也有少数伤亡。过了一会，从我方阵地侧面冲出一大帮友师士兵猛扑敌军，此时距离我拍阵地只有百米左右，51师部指挥人员看清这一情况，果断调动后备火力加入战斗，敌我双方均以猛烈的火力压向对方，一时间，阵地上炮声如雷，硝烟弥漫，飞弹似雨。这时，我军冲锋号吹响，战壕内除轻重机枪组留下掩护外，士兵们都拿起枪和手榴弹跳上战壕，杀声震天的冲向敌方，敌人在我方炮火猛攻之下无分藏身，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激烈的战斗中，我竟不知何时左腿受了伤，似乎毫无知觉，直到排里一士兵见我鲜血不断出裤腿，检查之下，这才发现大腿膝盖上方已被子弹贯穿。他把我背回了阵地，由担架队做简单的包扎后抬到了战地医务所。我撤下来时全排因伤亡同时抬下来的就有20多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艰辛。
直到下了阵地，我才感觉到左腿剧烈难忍，无法动弹。但我的心还是牵挂着阵地，牵挂着战友，渴望能立即回到前线。无奈医生严令我立刻清创取出子弹，只得任由他们抬我去战地医院。
我在吉安十四后方医院休养了半年左右，腿伤才基本痊愈。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如果子弹稍向下一两公分，那么就是膝盖粉粹，整条腿也报废了。
这个后方医院很大，医疗配备条件也比较好。薪水由部队统一发，每个月有几十个银元。期间，医院走廊里时常响起有节奏的军靴声，然后会有穿着整齐军装的长官们在床位前立正，并向我敬礼：“向抗战救国流血的英雄们致以最高敬意！”同时送上慰问金，医院还发给《抗战流血荣誉证书》和“青天白日”纪念章，纪念章正面刻着“抗战救国流血纪念，军政部第十四后方医院赠”的字样，反面刻了我的名字和唯一的编号。（钱老一直认为自己参加的是1941年上高战役，但根据个人描述与时间推理，他参加的应该是高安战役，属于南昌会战的一部分，下面是高安战役51师的悲壮战斗，无愧于74军铁军称号的血战！）
3,淡泊荣辱百岁诞
当时，在吉安的高塘虚（音译）有一个司令部，专司补充兵训练班，是后方征兵集训的地方，我有个军校同学在那里服役。伤愈后，他便邀请我去训练班当学兵队队长，从部队中挑出有文化的兵训练出来后去当班长，我的军衔也随之升到上尉。那时征兵时逃兵很多，训练班看守很严格。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每训练一期三个月，把新兵送上前线。
后来，因父母召唤，我请假回到宁海，之后就未返回部队。
回到宁海后，宁海孔庙有个村级干部训练班，县政府把乡镇、乡保长召集到那训练一个月，我在此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浙江保安处有一同学邀请我前去台州专员公署当参谋，调查六个县的海防情况，大概住了半年，觉得这个工作没啥意思就离开了。
随后，奉化中学（奉化沦陷后奉化中学移至宁海温泉附近）校长毛翼虎需要一位军训教官，于是我受请前去，当了军训教官兼教导主任，任教了一个学期。那时成为我后来爱人的她与妹妹一起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也在奉化中学教书，两人彼此认识，于是我又在奉化中心任教了一个学期。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返回南京，接收的阶段大家都想发财，动不动说你是汉奸，这个阶段局面非常混乱无法控制。搞接收的国军内部相当腐败，当地出来接收的人拼命奉承，送礼，高级官员自不用说，低级官员也摆明了敲诈，党内贪腐众生，无是非观念，百姓们怨声载道。
抗战胜利以后，为配合协助各省市接收事宜，国民政府将已毕业及在学校的学员分派各地服务、协助接收，迁回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本校奉命开展复员军官转警（达四万人训练）因为宁海老乡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原黄埔军校二期毕业） 我受邀去学校当复员军官转警班的教练官，大概有五六千人受训。前来学习的复员军官主要是接受业务训练，培训时间大概半年，培训场地在上海江湾一个原日本人训练基地，我在那任队长，主要是做好对复员军官的管理工作，属于部队编制。复员军官训练完成后分配到全国各地。我去中央警官学校时与宁海力洋的同学叶廷刚（中央警官学院毕业）同往，经过宁波时也去看看老同志，碰巧也和我后来的爱人还是宁波四中同学，后来一起吃饭时为我们做了介绍人，后来两人在南京结婚，那时我30岁，大儿子出生在南京。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