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妓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娼妓业的取缔效果非常明显，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奇迹般地消灭了娼妓业。在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里，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

给嫖客衣领上盖戳

　　共产党初进北平时，社会情况复杂，并没有立即查封妓院。但有些公安分局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特意刻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查到嫖客后进行教育，并将戳子盖在嫖客的身份证、货单上。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老汉逛窑子，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民警便在老汉的白汗衫两边领角盖上了两个鲜红的“嫖客查讫”大圆戳。后来，一提“打戳子的来了！”就会把嫖客吓跑。

　　随着治安局势的稳定，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30分，新任北京市长聂荣臻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当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晚7时，2400名干部战士分赴指定地点，晚8时工作组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在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后，全市237家妓院被封闭。整个行动直到22日凌晨5时全部结束。1303名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情况更为复杂的上海到1951年11月中旬，也宣布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大规模地改造妓女，对新生的人民政府来说并非易事。

　　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说，收入更加丰润一些。对很多习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妓女们来说，接受改造也是极不情愿，认为“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据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的曹漫之回忆，许多妓女都对共产党有误解，封闭妓院后，“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进入教养所也是哭个不停。

　　抽血的时候，一些妓女又吵又闹，以为要卖她们的血，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又回来了，对她们说：“你患有性病，从现在起住院治疗。”原来这是在为她们体检。至此，她们才相信共产党是真要救她们。

　　北京市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在上海，被检查的妓女中也发现94%患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治疗过程中，仅油剂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当时全部40亿单位量都是进口的，再加上其他各类药物，花费1亿多元。若以小米折算，合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三斤。

　　与治疗生理上的创痛相比，更难改造的还是她们的心理。对于管理干部，那些妓女开始时甚至有点“瞧不起她们”,据一位曾经参加过改造的妓女回忆，她们当时认为“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字典里没了“娼、妓、嫖”

　　改造娼妓，首先要改变她们的作息。这些人以前一向是夜间活动，白天一觉睡到下午4时，大白天不睡觉就无精打采。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产品被命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并发往全国各地。

　　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喊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1953年，教养所对一些政治表现好又无恶习、疾病痊愈的妓女，陆续释放和安置，但还有相当一批无家可归者。据原上海教养所所长杨洁回忆：“西北地区的国营农场中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1955年，上海教养所有1000多妇女自愿报名参加建设兵团的援建工作，最后去了920个。这批妇女去了之后，几乎都很顺利地找到对象，也有一些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留了下来。

　　经过这次改造，娼妓业在我国内地被消灭。在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里，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