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的西安城西南角城楼
1935年美国传教士拍摄的西安城墙景观
现存西安城墙在明初（１３７０年）修建后，至今已有６００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维修，其中大规模的维修有三次，每次相隔约200年，即明代隆庆年间、清代乾隆年间和1983年（本栏目曾做过报道）。本报特约陕师大史红帅博士，对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城墙的第二次大修做一番钩沉，以期推进西安城墙建修史的探讨，也为当前西安恢复城墙历史风貌、城墙遗址保护等提供历史镜鉴。
在清代，西安城墙经历过十余次重要维修，其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1786）的工程规模最为浩大，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由此奠定了西安城在清中后期直至近代的多次战争中未曾失守的城防基础。然而，这次明清西安城市史上最为重要的城墙维修工程在清代以迄民国的陕西史志中记载寥寥，难以一窥城工全貌。笔者在对清代奏折档案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力图复原这次大规模城墙维修工程的诸多细节。
陕西巡抚毕沅 提出城墙维修动议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并非一次孤立的城建事件，而是与当时陕西及至全国城池维修热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前期朝廷对各地城池维修十分重视，要求地方督抚官员及时修补倒坏城垣，并将城垣维修纳入官员考核奖惩体系之中。西安作为西部最大的区域中心城市和绾系西北安危的军政重镇，陕西官府在清前期对其城墙进行过数次小规模的维修，工程往往选择在农闲时节进行，有时还采取“以工代赈”的措施，招募各地由于歉收而影响生计的灾民参与城工，以此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反映出包括城墙维修在内的城市建设工程在稳定城乡社会、救荒赈灾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由于清前期的维修工程规模较小，西安城墙因风吹雨淋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毁损状况逐渐加剧。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陕西巡抚毕沅奏报西安城墙状况称，“现今城楼、堞楼等项风雨飘摇，木植渐多朽腐，砖瓦亦多鹻酥。其城身则外砖内土，雨水浸渗，渐多鼓裂，亦有鹻卸剥落之处”，担心“若不早为修补，恐历时愈久，需费愈多”，这一奏议可视为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大修工程的最早动议。
从城市防御角度而言，乾隆四十二年毕沅上奏时，距乾隆二十八年（1763）城墙维修工程已过去了14年之久，西安城墙城身、城楼、卡房、官厅等倾圮、损毁严重，不仅无法满足城市防御需要，而且若不及早维修，日后一旦倒塌，维修代价势必更高。因而，倾圮损毁的严重状况是城墙亟待维修的主要原因；从城市地位而言，清前期的西安城以“遥控陇蜀，近联豫晋，四塞河山”的重要地理位置，被誉为“西陲重镇，新疆孔道，蜀省通衢”，但城墙“倾卸迨半”，这种破落的城市景象自然难以与汉唐故都和西北重镇的地位相匹配，因而从乾隆皇帝到陕西地方官员都逐渐形成了西安城墙“非大加兴作，不足以外壮观瞻，内资守御”的共识，也就加快了城墙大修的进程；从社会状况而言，毕沅担任陕西巡抚期间，关中城乡社会较为安定、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百姓民力可用，正是适合开展城墙维修工程的有利时机，关中区域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为西安城墙大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沅会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对西安城墙状况进行了“细勘”。四十五年（1780）三月，毕沅前往苏州觐见乾隆皇帝，进一步陈奏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情况，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但由于四十六年春季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朝廷派各地大军“会剿”，其中包括当年春季从西安征调1600名满洲兵前往参战，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延缓了西安城墙维修工程的开始。待甘肃战事稳定后，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毕沅首次明确以《奏修西安城墙事》为题具奏乾隆皇帝，详细禀明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状况，正式请求修葺西安城墙，由此开启了大修工程的序幕。从乾隆四十六年底开始，陕西官府开展了一系列查勘估算、拣选督工官员、成立城工总局、工匠招募、储备粮食、工料采买等筹备活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乾隆四十九年初。
勘查城墙倾圮状况 估算工程造价
毕沅等人在乾隆四十六年之前虽已对城墙破损状况进行过初步勘察，发现“城楼、堞楼等项风雨飘摇，木植渐多朽腐，砖瓦亦多鹻酥” 等问题，但这仅属于对城墙现状的描述，并未提出工程解决方案与经费预算，尚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勘估”。乾隆四十六年，毕沅奏请朝廷派遣工部官员从专业角度勘估西安城工。时值颇富盛名的“熟谙工程大臣”工部侍郎德成正在勘估兰州城垣，乾隆皇帝命其从兰州返京时，留驻西安勘估城工。德成长期任职工部，城建经验丰富，先后在北京、兰州、成都、沈阳、潼关等城池建修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德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兰州启程，十二月初六日抵达西安后，会同巡抚毕沅、布政使尚安、按察使永庆等逐段查勘城墙，发现五大类问题：（1）四门正楼、箭楼、炮楼都出现柱木歪斜沉陷，椽望糟朽脱落，大木多有损坏，墙垣臌闪、头停坍塌的情况；原本素土筑打的楼座地脚已变得松软不堪；木植也因历年久远已经沉陷走闪；（2）重檐构造的98座卡楼、4座角楼亦出现木植歪闪颓损，头停倾圮，墙垣大半坍倒的窘状；（3）外侧城身大量段落原砌砖块臌裂、沉陷，内侧城身夯土遭受雨水冲刷严重，坍陷厚度自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4）城顶原来铺墁城砖，但由于长期雨水浸淋、冲刷造成浪窝，“直透根底”的地方就多达一百余处；（5）其余城台墙身内外也多有臌闪、沉陷之处。
针对以上问题，德成建议西安城墙维修必须“全行拆卸，大加修理”。乾隆皇帝在批复中强调了两点：（1）西安城是汉唐故都所在，城垣维修“不得存惜费之见”，“即费数十万帑金亦不为过”；（2）西安城墙各项建筑规模、位置等“务从其旧，不可收小”。此后，资金“不惜费”、规模“从其旧”便成为城墙维修的两大基本原则，确保了西安大城城墙能够延续明初扩建以来城周近28里、占地约11.6平方公里的庞大规模。
德成、毕沅与工部员外郎蓬琳、督粮道图萨布等人对物料、工价、运脚银等进行审慎核算后，估计全部工程需银1566125两，其中物料银1474891两，匠夫工价、运脚等项银91233两。其中为城身外侧和顶部重新砌砖的开支占到了工费总额的近50%，而为城身内侧重新筑打墙身也占到了12.18%，表明此次工程的重点正在于加固内外墙身，提高城墙防御能力。
拣选督工官员 成立城工总局
在筹备事项中，拣选督工官员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以往史志和论著提及此项城工时均称“毕沅重修”，实际上，毕沅主持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固然功不可没，但这种“功归一人”的说法掩盖了继任多位巡抚和各级官员勤勉督工的史实，而具体施工更是依赖于数以万计外省的能工巧匠和本地的车马夫工。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陕西巡抚永保对参与城工的机构和官员进行了初步分工，由陕西布政司“总司其事”，按察司、督粮道、盐法道“协同稽察”，西安府知府“派令总催”。五月，毕沅进一步明确了由陕西布政使图萨布全面负责，西安知府和明与清军同知欧焕舒任“总理”之责。由陕西省和西安府主要官员主持城工，不仅有益于省、府各类事项的协调，也使西安城墙维修成为当时西安府和陕西省的头号工程。
由于西安城墙周长近28里，工程浩大，必须分段进行维修。具体的分段方法是以四门为界，将城墙分为东、西、南、北四段，每段选调两名知县承办，掌管经费开支、购置工料等相关事务。毕沅从关中各县遴选出八名知县赴西安督工，分别是咸宁知县郭履恒、长安知县高珺、渭南知县汪以诚、盩厔知县徐大文、郿县知县李带双、兴平知县王垂纪、旬邑知县庄炘、永寿知县许光基。八名督工知县选择城墙段落的具体方法在奏折中未见记载，但在同一时期由德成勘估的成都城墙维修工程中，城墙分作八段，由八名府县官员采取“阄定段落”的方式分段承修，以此推测，承修西安城墙的八名知县也可能采用了最为传统的分工形式——“抓阄”来确定各自工段，以示公平。督工知县不仅要在城工进行时认真督查，城工验收时也必须“亲身在工备查”，以切实负起“如有差误，自行赔付”的责任，明确的责权关系使督工官员在维修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疏忽。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城工进行期间以及完竣之后，上述督工知县多被擢拔为知府、同知，或调任重要地方担任知县。由此而言，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成为检验地方官员能力、提拔官员品级的重要途径。
在拣选督工官员的同时，毕沅还抽调人员成立了城建管理机构——城工总局，负责采购工料、支放银两、管理账目、处理公文、保存钱粮册籍等工程档案，以免因头绪繁多而出现混乱。城工总局由时任咸宁知县顾声雷、富平知县张星文负责。作为协调城工各类事项的专门机构，城工总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墙维修的效率。
从后来的工程实践可以看出，督工官员的任用和城工总局的成立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经费使用也未出现挪用和贪污的情况，此次西安城工在很大程度上堪谓清代省会城市大规模维修的一个典范工程。
招募能工巧匠 储备大量口粮
由于这次西安城工规模远超此前历次维修，因而需要招募大量经验丰富的工匠，但陕西本地工匠并未完全掌握城墙维修的多项复杂技术。有鉴于此，毕沅奏请从直隶、山西等省招雇熟练工匠，以满足维修中对精细工艺的要求。车夫、马夫和杂工则从关中地区以公平价格雇用，这一做法也使西安城工得到本地百姓的广泛支持。目前虽尚未发现有关工匠人数的记载，但从明隆庆年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先后动用了约7600名军兵推测，此次西安城工先后招募的工匠、车夫、马夫、杂工等很有可能突破了10000人。
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各地工匠陆续抵达西安，需要的口粮也越来越多。毕沅考虑到在此后较长的工期中，倘若遇到市场上粮食较少或者青黄不接的年份，粮价无疑会大涨，而一旦工匠口粮不够用，就会影响工程进度，于是决定储备一定数量的工粮。当时正值西安、同州、凤翔、乾州等地粮食连年丰收，市粮充足，粮价较低，宜于大宗采买。西安和咸阳作为关中地区两大粮食交易中心，往年的粮食多通过渭河水道运出省外销售，但乾隆四十七年冬季，由于渭河结冰，外销粮食运输困难，而年底正是百姓需要用钱之际，出售粮食的民众很多，这为就近采买工粮提供了便利条件。毕沅建议动用部分城工银两，在附近市集购买小麦二三万石，运贮西安。一旦出现市粮稀少、青黄不接、粮价大涨的情况，就可将储备粮食仍以较低价格支放给工匠。这一未雨绸缪的合理建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毕沅储备工粮之举不仅稳定了关中地区的粮价，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民用、仓储实属两有裨益”，确保了不因可能发生的粮价上涨、粮食紧缺等问题而延缓工程进度。另外，以较低粮价大量收贮工粮，实际上也节省了工费。
从省内各地调运建筑工料
西安城墙维修项目繁多、工序复杂，需要大量工料。而各种工料的烧造、采买、运输等都关系到城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基本工料包括砖瓦、石料、灰筋、木植、绳筋、铁料、颜料、器具、荆筐、柳木丁、杂料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城砖、石料和木料三大类。
依照勘估中确定的方案，这次西安城墙大修的重点是给城身外侧和城顶城楼、卡房等处全部重新砌砖，以使墙身更为坚固。工部员外郎蓬琳在北京曾多次承办城砖事务，熟悉烧砖工序，随即被派往各砖窑察看砖坯，监督烧造。蓬琳参照旧城砖式样，规定新城砖“长一尺四寸，宽七寸，厚三寸”。这些数据与考古实测的清代西安城砖长45厘米、宽22.5厘米、高9.5~10厘米正相一致。蓬琳在对煤炭、物料、匠夫拉运车价等进行统筹核算的基础上，为新城砖定价为每块需银0.022两。虽然档案中没有明确记载砖窑所在位置，但从明代西安城砖大量产自南郊东三爻一带的情况推测，此次大修所需城砖可能也来自于西安城郊尤其是南郊砖窑。
此次大修所需城砖数量亦可结合明代西安城工规模进行合理推测。明隆庆年间陕西都御使张祉主持为西安外侧墙身砌砖时，仅东南隅约750丈城墙就使用了58万块砖，由此推算西安城墙4492.8丈外侧墙身砌砖共需近350万块，加上城楼、箭楼、卡房、官厅、魁星楼等所用大量城砖，乾隆四十六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工用砖有可能超过了400万块。以此估算，仅购买城砖用银即需88000两。当然，这一估算数字尚需今后进一步搜检史料加以证实。
除城砖外，石料、石灰也属大宗工料。西安城墙维修需以大量石料用作围屏石、铺地石、水沟石等，同时需要大量石灰，这两类工料主要来自于富平县。由于富平距离西安城较远，石料和石灰采运不易，核定合理运价就成为保证工料充足且不致造成“民累”的关键。
当时西安府附郭县咸宁、长安通行的石料、石灰运价为每车装720斤，每100里空重往返，给银3两；富平县运价为每车装1300斤，每100里空重往返，给银0.09两。两地运价相差极其悬殊。德成等人即指出，咸宁、长安运价过高，会造成粮价、草料、人工等开支过大；而富平运价过低，无法满足草料和人工开支，会出现车户不愿承揽运输的问题。在统筹考虑市价、草料与工费基础上，德成等核定运价为每车装1500斤，每100里空重往返，给银2两。若以运载1500斤空重往返100里计算，富平运价应为1.035两，咸宁、长安二县运价应为6.255两。因而核定运价虽较富平运价增加银0.965两，但却比咸宁、长安运价节省银4.255两。这一运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节省工费的同时，也使得当时的运输者能够赚取合理的利润，可保证工料供应充足。
由于西安城墙城楼、箭楼、卡房、官厅、魁星楼等建筑物的木柱、梁檩大多歪斜朽损，需要大量木材重新建盖，因而木料采伐、运输也是一大问题。西安城南的秦岭素有“林木之利取之不穷”的说法，入清之后采伐规模仍然较大，尤以周至县境的深山区为最。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毕沅奏称，“西安城工需用木料俱购自南山，必由周至之黑龙潭顺水运至省城。现在各厢木植均已办就，专候山水旺发时，陆续自山运出”。由于城楼卡房在乾隆五十年春季开始施工，所有木料应在四十九年夏秋之前运到，晾干后才能采用。为此，毕沅于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从西安出发，奔赴周至查验木料，指导运输事宜。就运输路线来看，采伐的木料汇聚于黑龙潭后，经由周至第一大河黑河流入渭河，再漂流至关中木材集散市场咸阳，或西安北郊的草滩镇，集中收储后运至西安。
如上所述，西安城工所需的城砖来自于西安城郊地区，石料、石灰出自渭北富平县，而木料源于周至的秦岭山中，工料来源之广不仅反映出西安城工规模之大，也可看出西安城市建设与关中区域社会的紧密联系。
选择吉日开工的“样板工程”
毕沅等人选择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十八日这一“吉日”正式开工，但当年并未开展大规模维修，而仍以采购工料和工粮、招募工匠为主。四十八年底，由于北京修建辟雍，需德成及早返京主持该项工程。乾隆皇帝指示德成在西安“止须将工程做法砌筑一、二段”，即可交给毕沅参照办理。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起，德成开始在东、西两面城墙各选一段试筑“样板工程”，以检验先期制定的工程做法是否妥当，也为后续工程树立标尺。
“样板工程”采取的技术做法主要是针对里外墙身和城顶排水等问题制定的，主要包括：（1）对城墙外侧地脚灰土、围屏石、墙身，以及原砌城砖背后的素土，均照工程做法夯筑坚实；（2）对城墙内侧素土逐层夯筑坚实，铲削拍平，安砌水沟；（3）对城顶海墁，均以“素土一步，灰土二步”为标准夯实、铺砖，其余垛口、女墙亦重新用砖砌筑。安砌水沟和筑砌海墁的做法使雨水不易下渗墙身，而由水沟顺流而下，不会在内侧墙身漫流冲刷，造成浪窝或引起坍塌。另外，为使从内侧墙身排水沟下泄的雨水不致在城根冲刷成坑，还专门在水沟底部配套安砌了205个“水簸箕”承接、散流雨水。
四月初六日，东段26丈、西段30丈的样板工程完工，前后历时45天。由于西安城墙需要维修的部分长4000余丈，工程做法一旦全面推广实施，自然不容有失，因而先行试筑两段样板工程就显得至关重要。样板工程不仅能试验各种施工技术，也能磨合不同工种之间的协作，由此可为全面施工阶段确立一系列具体原则和做法。
全面施工与竣工验收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后，西安城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由毕沅及继任巡抚何裕城、胜保等相继督工，依照德成奏定的工程做法继续施工。至十月入冬停工时，工程已有了很大进展。由于“西安一交冬令，天气渐寒，水土性凝，不宜工作”，因而每年从十月初一日起，城工暂停。停工期间正是冬季农闲时节，车马、人夫较易雇觅，而且天气晴好，也便于物料运输。为满足开春之后大规模兴工对物料的需求，停工期间砖石、木料、石灰和其他工料的储备工作仍在加紧进行。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二十七日再度开工后，继续砌筑东、西、南三面外侧墙身剩余段落，并开始夯筑内侧墙身，东、西、南三座城门上的正楼、箭楼和城顶炮楼、角楼、卡房等，以及北面城身也陆续开工。
乾隆五十年二月，陕西巡抚毕沅与河南巡抚何裕城奉旨对调。何裕城接任陕西巡抚后，于四月二十八日会同布政使图萨布等督工官员查勘城工，统计已维修完成的城身长3550余丈，待修城身940丈，其他月城、门楼、角楼、箭楼、炮楼、卡房、海墁、甬路仍在赶修。此时西安城工进度“已有十分之六”，至八月，已“办至七分有余”。随后接替何裕城担任陕西巡抚的永保在未到任之前，曾赴热河听取乾隆皇帝有关西安城工的指示。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永保奏请乾隆皇帝御笔题写四门匾额，标志着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四座城门上由乾隆皇帝题写的满、汉文门名匾额已安砌完好，标志着西安城工终告竣工，验收阶段也随之开始。为避免由城工承办人员自行查勘导致相互包庇等弊端，巡抚永保奏请由朝廷委派工部官员来陕验收。十月二十五日工部左侍郎德成抵达西安后，率工部员外郎恭安、工部主事沈濬，与陕西布政使秦承恩等人携带原始勘估册籍进行验收。德成验收期间，陕甘总督福康安于十月二十九日由兰州行抵西安，三十日共同查验城工。十一月初五，新任陕西巡抚巴延三抵达西安，也参与了城工验收。验收内容既包括城工尺寸是否与原来的方案相符，也查验经费使用是否有浪费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四日，德成向乾隆皇帝呈递验收奏报，历时5年的西安城墙大修工程至此落下帷幕。
工程经费高达近160万两白银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的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耗银数额巨大，经费来源多样，支出类别琐细。维修经费不仅是衡量城工规模的重要指标，而且巨额经费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毕沅、德成等人在城工勘估阶段，估计维修工程所需木、石、砖、瓦、灰筋、土方、匠夫工价以及各项杂费共开支银1618000余两，而实际耗银总共为1595575余两，反映出前期勘估颇为精确，总体经费也有所节省。虽然在西安城工勘估期间，乾隆皇帝已指出“不得存惜费之见”的基本原则，旨在避免因节省经费而缩小西安城墙的宏大规模，但同时也要求督工官员考虑“物料购估之如何可得便宜”。在施工中，督工官员更进一步贯彻了“于节省之中仍归巩固”的经费使用原则，因而实际使用经费最终还略低于原本勘估经费。
就经费总额而言，与大致同一时期成都和兰州的城墙维修工程相较，也可反映出这次西安城工规模的浩大。西安城墙长4492.8丈，实用银1595575两；成都城墙长4127.6丈，实用银612028两；兰州城墙长2667.5丈，实用银182350两。成都城墙约为西安城墙长度的90%，虽然也是一次大修，但耗资仅相当于西安城工经费的30%强，因而乾隆皇帝都发出了“陕西西安城工较川省更为浩繁”的慨叹。兰州城墙约为西安城墙长度的59%，而维修经费仅为西安的11%。由此也充分体现出其西部重镇地位确实属于“重中之重”。
这次西安城工经费来源多样，包括陕西省商畜杂税银、陕西布政司库备用银、旧木料变卖银、宝陕局余存钱、罚没官员家产银等，而以陕西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主，由此也可看出乾隆年间陕西尤其是关中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安城市建设。
城墙面貌焕然一新
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1786）的西安城工，以其工期之长、工匠之众、经费之巨、工料之多堪称明清西安城墙建修史上最大的维修工程，不仅与改善城市景观、提升城墙防御能力等直接相关，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等也有着较大影响。
城墙是明清西安最重要的城市景观，与城市整体风貌直接相关。经过全面整修后的西安城“崇墉壮丽，百雉聿新”，“崇宏巍焕，克壮观瞻”，远非整修之前城楼倾颓、砖瓦剥圮的景象可比。这种城市景观的焕然一新，不仅对西安城居民而言有着居住环境改善的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与西安城作为“西陲重镇、新疆孔道、蜀省通衢”的地位相适应，可使东部以及西北、西南各地往来、途经西安的无数官绅贾民，包括大量前往北京朝觐、进贡的新疆、西藏、四川等地少数民族首领也能领略到西北重镇的雄姿，这对于巩固西北、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心理暗示意义。从根本而言，西安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程，整修的最大目的是提升防御能力，通过对城墙外侧和顶部全行砌砖，重新筑打内侧墙身，以及对城楼、箭楼、卡房、官厅、魁星楼、券洞等重新维修，使得西安城墙更加厚实耐久，防御能力空前增强，加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毕沅主持修浚加深了护城河，两者更相得益彰，不愧于“可资捍御而壮观瞻”的美誉，由此奠定了西安城在清后期至民国年间多次攻城战中屡遭战火，却均未被攻破的重要城防基础。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的西安城墙维修，不应简单被视为仅仅只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建活动，相较于对改善城市景观和提升防御力的直接影响而言，此次城工对西安城乡以及关中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虽然微妙，但却不容忽视。
一方面，在城墙维修过程中，大量资金通过购买各类工料、支付工匠工费、储备粮食等途径进入关中各地民众生活、生产流通体系之中，不仅有益于增加百姓收入、稳定粮食等专门市场，也保护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关中区域社会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商业贸易、物流运输等方面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耗用大量工料，尤其在周至境内秦岭山区采伐大量木材，加重了秦岭森林自汉唐以来由于人为大规模采伐导致的生态问题。周至木料长期“自黑水谷出，入渭浮河，经豫、晋，越山左，达淮、徐，供数省梁栋”，曾令陕人自豪，但至民国初年，时人却发出了“比年以来，老林空矣”的慨叹。可以说，秦岭森林生态的变化，不仅与以往汉唐长安城建设紧密相关，与明清西安城墙多次维修工程亦有内在关联，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