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还可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东尚义街看到一处大院落，那里正是大盛魁用来圈养骆驼的院子
当年归化城大的商号都自己养着骆驼，其养驼数量占了归化城的大头。如大盛魁商号鼎盛时养驼将近2万峰。他家的骆驼主要不是养在归化城内，而是散落在驼道的沿线，其中在百灵庙靠近大营路的地方，养着2000多峰骆驼，在乌里雅苏台分庄的驼场，养着更多的骆驼，这个驼场驼少的时候1500峰以上，多的时候超过3000峰。大盛魁在科布多分庄的驼场规模更大，经常养有5000峰健迈的骆驼。此外，在大北路沿途各旗众多的梢子（蒙古语庄子之意）中，也有属于大盛魁的骆驼。大盛魁长期雇有大量的驼倌，饲养的骆驼量多、点广，沿路随时可以补充顶替，所以它的驼队是换驼不换人，一般驼队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单程3个月，而大盛魁的驼队只需两个月即可达到。可谓是驼队中的精锐部队。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还可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东尚义街看到一处大院落，里面很宽敞，那里正是大盛魁用来圈养骆驼的院子。因为当时的大盛魁在归化城是首屈一指的大驼商。眼看归化城内人口越来越多，空地越来越少，找个合适的地方安置这些骆驼也是重要的事情，东尚义街这一带原本就是空旷的苟家滩，虽然后来有人居住，但空地依然还有，于是其中一座院子就被大盛魁买下来当作养骆驼的场所。
康熙年间，费杨古部队在杀虎口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他们随军队进入草原，身份是丹门沁（蒙古语意即货郎），只是肩挑叫卖的角色。
肩挑叫卖的同时，大盛魁的创始人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的时候，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出卖。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归化城的集市，特别是为费扬古部队采买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因而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和生活习惯以及互相交易的一些方法。
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率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也以负贩小商的身份随军前往，做部队的随营生意。
清政府在剿灭噶尔丹之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然需要庞大的军需供应。这给王张史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当时清军兵力即达数十万。军需补充，诸如马匹、粮草、衣服，吃喝拉撒全赖后勤供应。军队打到哪里军需跟到哪里。活动范围极为广大，奔走在草原上频繁地与牧民打交道。筹集草料，大量地买马买牛买羊。马作为战斗装备，牛和羊则是士兵的食物。粮食供应跟得上的时候牛和羊是副食，当粮食供应跟不上的时候牛和羊就是战士的主食。军需之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于是就出现了庞大的商机。频繁地与草原上的牧民交道，这些随军商人熟悉了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当然也熟悉了草原的地理环境。
不久，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便以他们3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合伙的集体小商伙，并且第一次打出“吉盛堂”的堂名。自此王张史3个农民的小买卖可算是初具商号的雏形。
像王张史这样为军队服务的人当时是很多的，问题是唯独他们3人成了事，这就在于人的眼光。正像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讲：“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
胡雪岩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真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是做生意，最为要害在于眼光。眼光是一种判断，是审时度势捕捉商机的能力。事实证明大盛魁的创始人具备这种能力。同时期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员很多，按照一兵一后勤的规律，当时军队的人数在10万以上，那么商人的人数也应该在10万以上。庞大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商人民工都在事后返乡了。而王张史却在草原上留了下来，把大盛魁的总号建在了乌里雅苏台。
大盛魁开始了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过程。
出于战略的需要，清军主要驻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两地相距1300余公里。一般把乌里雅苏台的驻军称为前营，把科布多的驻军称为后营。相沿日久，前营就成为乌里雅苏台的别名，后营就成为科布多的别名。其时，清朝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隶属乌里雅苏台将军，辖金山额鲁特北部。乌里雅苏台是清朝统治喀尔喀草原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数十万军队在这里驻扎，在加上政府官员；一日也离不开物资供应，业务量极大。大盛魁的掌柜审时度势决定就把自己的字号设在乌里雅苏台。
这是王张史对大形势的判断。对于朝廷来说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扩大。对于商人来说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市场在自己的眼前铺展开来。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生计。由于长期的战争，经济封锁造成喀尔喀草原物资极大匮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给商业带来机遇。这机遇可以用千载难逢形容，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许多地方生活必需品甚至没有价格的概念。牧民须臾不可缺少的茶叶、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商人想定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唯一需要的是当地消费者的认可。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甚至一盒火柴可以从牧民手里换去一只羊，一把菜刀可以换得一头牛。就是这样的市场，大盛魁的创始人掌握了先机。大盛魁的先人在这个市场表现自己的商业才华。140个和硕，也就是旗，相当于内地县，是他们掌控的市场。
既然是市场自然短不了竞争。数以万计的商人同时进入，只有大盛魁牢牢地抓住军队和官府，掌握了控制权。
大盛魁商号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不久在科布多设立分号，其后又在归化城设立第二个分号。它们只是它的重要分庄。随着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管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从单纯为清军政服务到也为草原牧民服务，业务大大扩展。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了大盛魁。
1803年（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手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了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咸丰以后，他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络。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草原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本文学习和参考了先辈学者荣祥、郭象亟、刘映元、巴伊科夫、珠荣嘎、卢明辉、马逵英、代林、曹梦麟、郎正之、白燎原、甄可君、邢野、尹世华、沈世德、贾汉卿等人的文章。在此一并致谢！这些先辈和同代学者专家做出的贡献应该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