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书可知，以押衙阴信均为首的外交使团（共二十九人）以“贺正”为名，前往上都（长安）请求唐王朝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使团经过灵州时，“勒住军将、长行等一十六人”，真正到达长安的仅有十三人，至于文书中反映出押衙阴信均等人所走线路。正是沙州——灵州——长安一线，那么这个外交使团是否经过凉州呢？
P.4660（5）《康通信貌真赞》云：“番禾镇将，删丹治人。先公后私，长在军门。天庭奏事，荐以高勋。姑藏守职，不行遭窀。他乡殁殒。孤捐子孙”。未题“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仲冬蓂生五叶”（注：前揭郑炳林书，第114页。）。按：番禾镇（县）位于凉州最西界， 其地与甘州东界删丹镇接壤。据赞文可知，康通信“助开河陇，效职辕门”，因功被归义军委任“甘州删丹镇遏（使）充凉州西界游奕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负责归义军甘、凉二州的军事防卫工作。同时，作为归义军遣使进京入朝，因申报河西政情有功而得到唐王朝的褒奖。中和元年（881）左右，凉州出现闹乱及不稳定因素，“姑臧守职，不行遭窀”，看来康通信在此次平定叛乱中以身殉职。S.2589《中和四年（884）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县丞张胜君等状》云：“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宋润盈一行，□□凉州未发”（注：《释录》第四辑，第485—486页。）。自中和四年（884）起至光启三年（887），张淮深又先后派遣三般专使入京，求授节度使旌节。第一批专使由宋润盈率领，“缘凉州闹乱”，宋润盈与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同阻凉州，滞未东行。光启二年（886），第二批专使高再晟得以平善过凉州（P.3068）。光启三年（887）二月十七日，专使押衙宋润盈、高再晟、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S.1136）。看来，中和、光启年间，由于张氏归义军对于凉州的经营与管理日渐松驰，凉州东通灵州的道路并不畅通，凉州甚至一时阻绝了归义军交通中原的道路。尽管如此，三般专使最终平善过凉州，抵达京师。据前引P.4660（5）《康通信邈真赞》可知，乾符年间（847—879），归义军张氏对甘、凉二州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以押衙阴信均为首的外交使团当循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一线而来，然后由灵州南下抵达长安。
关于张淮深遣使入京请节的结果，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文书有相关记载：“族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 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注：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1页。）。 此外“朔方”即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由于请节、授节时间上的一线贯通，更考虑到唐廷的押节队伍“上下廿人”中，很可能有张淮深所遣使者在内。因此笔者推测：中使宋光庭等一行人当从长安出发，北上灵州，遂有押牙康元诚随行，然后循三般专使入京路线进至沙州，颁赐张淮深旌节。据此看来，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在沙州交通中原的遣使往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西通凉州道继续运作，经久不衰。后唐同光二年（924），沙州曹议金遣使“间道贡方物，乞受西边都护”， 使者绕道灵州并得到朔方节度使韩洙的保荐而入贡，后唐敕授“曹义金归义军节度使之衔”（注：《册府元锡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门》；同书卷980《外臣部·通好门》。）。清泰元年（934），回鹘遣使朝贡后唐王朝，沙瓜二州各遣牙将随行。为确保此次西贡使安全返回，后唐诏邠州节度使康福及将军牛如柔讨击在灵、庆二州间的党项部族，并护送河西贡使返至灵武（注：《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五》。）。同时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书甘州回鹘，并遣都头白行丰、居密六等人持状前往甘州送信，要求可汗仁美斟酌差兵迎取，保护灵州西通甘州道路的畅通（P.2992V（2））（注：P.2992V（2）《朔方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释录》第四辑，第393—394页有录文。）。本件文书不仅揭示了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的空前活跃，而且也表明朔方节度（灵武节度）担负着保护朝贡使节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确保丝路灵州道畅通无阻的神圣职责。另外，敦煌石室中保存了大量的中原文献和写本。如P.2539《灵武节度使书状集》、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S.529《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P.2945 《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状稿》等。据赵和平先生研究，这些写本是沙州归义军人士从内地抄写后携回敦煌的。它告诉我们，在曹议金、曹元忠时期，由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西京（长安）——洛阳——开封的一条路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畅通的。高居诲和其他许多西行及沙州、甘州等东来的使者都走的是这条路（注：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载周一良、赵和平著《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53—265页。）。
尤须称道的是，灵州道还是一条佛教流传之路。无论是西行天竺、于阗的中原僧人，或是东来长安、五台山的西域僧侣，他们都作为佛教流传的使者，为弘扬佛法络绎不绝地穿俊于灵州道上，从而赋予灵州道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据S.529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启》记载，后唐同光二年（924），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奉“敕旨往诣西天取经”，四月二十三日到达灵州，归文“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这表明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要横穿大漠而行，其路途自然十分艰辛。P.3937《往五台山行记》首尾俱残，现存七行，记某僧人戊寅年从沙州出发至五台山，又于辛卯岁返回沙州之事。本卷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唐末五代除晋南到五台山的道路外，沙州到五台山还有一条北道，即经瓜、肃、甘、凉、灵州，然后北折，经丰、胜、朔、代、怡到五台山。这条道路实际上是经过敦煌和河西走廊，连接印度和五台山两大佛教中心的道路，从而可使我们觇见当时中印宗教、文化频繁交流的一个侧面（注：参阅杜斗成《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