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王宝山出王家的矿照、地皮、工具，吸收灵武回民杨忠堂、王生福、杨空牧、黄天成每股10万法币资本，复开井，取名“福山堂”.出煤时，张家井被水淹，马鸿逵的60峰骆驼全涌到井上来驮“官炭”（以实物充矿税），数月不止，大伤元气。过去，按王、张两家的官司结果，矿税由张家出一半，其余由王家和其他各家出，如无其他井，另一半由王家出（1934年矿税为180.50元）；“官炭”张、王两家各出一半。此时这项负担全部转到了福山堂，故矿井勉强支撑到1945年，井底水淹而破产，王宝山卖地2亩退了各家股份。此后，王宝山由于1948年3月从马鸿逵处贷款30万元（金圆券）开井，井未打下去就塌了。

　　1942年，王万年复开井，名“大兴井”,但半途缺钱而停工，因交不上官炭，宁夏省政府建设厅于当年4月中旬，在《贺兰报》以“建字第一号”公告：“有灵武县磁窑堡煤矿，于二十七年经商民王万年领后，以逾三年之久，尚未施工开采。县依矿业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撤销其矿业。”张家知情，遂由张贡生暗中出面，联合汉民崔少华、刘清、邓森合股，在大兴井旁开井取炭，以崔少华为股东。王万年气愤不过，又与之打官司，状告邓家。邓家请建设厅李翰园出面，不能说合。时马鸿逵四姨太刘慕侠有意此井，王万年见状，提出此井“宁给官家，也不给幕后张家，”矿井遂归刘慕侠。1943年5月，马鸿逵在瓷窑堡设德兴矿务公司，以宁夏银行行长李云祥为经理，开一井，派金玉书为掌柜，人称“官井”;刘慕侠的井，则由王万年任掌柜（因煤质差，于1944年底关闭）。

　　1947年，王万年复开井，名“广德隆”,利甚微。张家井先后有何恩明（绥德人）、郭务全（甘肃人）、胡学诗（宁夏人）任掌柜。解放时倒闭，以3000元卖给二矿。马鸿逵的官井，宁夏解放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

　　新中国成立前夕，磁窑堡矿区几家煤井井上共有工人300余人；王氏家族只有少数人留在矿上，大部分在1949年底回到东塔村。东塔村王家在土改中除一户划为地主、3户划为富农外，其余均划为中农。1965年，在四清运动后不久，灵武县决定向新华桥、梧桐树移民，王家所在的东塔七队虽然人均土地在全大队最多，但因是唯一一个回民队（只有3户汉民）且又成分高，遂被迁出，移至梧桐树乡北滩村，目前有人口250余人，人均土地1.5亩。王家在瓷窑堡矿的后人有100多人，在大武口矿有50多人，在灵武县城、马家滩石油矿、银川市共有25人，包头、固原有10余人。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出全国劳模1人、处级干部4人、可级7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1人、教师4人、阿訇6人、村干部10余人（次）。

对王氏家族采矿的历史思考

　　灵州王氏家族的发展史，是近现代西北穆斯林社会微观变化的一个典型事例，这一事例从宏观到微观，深刻揭示了回回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近现代回回民族是在极为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起来的。

　　灵州王氏家族起始于同治年间宁灵回民起义失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王举是否参加过宁灵回民起义已无可稽考。重要的是，这是回回民族历史发展中许多艰难起点的又一次。中国封建政治与封建文化对于回回民族，经历了唐宋时代的开放宽容、元代的利用与相容、明代的淡化与限制、清朝前期的压制，到了近代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化背景下，转向了严重的民族歧视与高压。在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中，左宗棠创造性地将历代统治阶级的封建民族观揉进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略之中，在人口上竭力屠杀，在地理上强制迁徙、疏散，使之势难聚合，在经济上将回民数百十年积累的财产充公后，又使困于远离城乡大道、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带，几辈子难以生计；在文化上一方面禁绝以哲合忍耶为代表的具有较为严密组织形式与细微心理活动的苏非主义，一面推行以“潜移默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为宗旨的汉化教育。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灵州王氏家族先祖避难于海子湾秦渠头，开店于灵武县城东60余里外茫茫沙漠之中废弃数百年的瓷窑堡，正是近现代回回民族个体必然的命运。

　　谋求生存、并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是任何历史条件下每个民族的基本追求。一般来说，这种追求是通过民族内部每个个体成员的努力来实现的。如同被迁赶到宁夏西海固、甘肃陇东山区的回民选择了开山造田，灵武三边（山边、湖边、碱滩边）两稍（沟稍、渠稍）地带的回民选择了挖沟排水、引渠灌压碱、鸽粪消碱的生产生活道路一样，王氏家族抓着偶然的机遇，选择了开矿这一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灵州王氏家族工业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技术，只是一种作坊，而不是近现代工业。但这对特殊历史条件下谋求生存的西北回族来说，则标志着历经屠戮的回回民族找到了一条自我生存的生计。“一堡八庄的汉民出钱，王家八兄弟出力”.灵武回族的近现代工业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辛勤劳动作为个人、民族经济的起点，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起点，这是民族经济包括民族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灵州王氏家族经济的发展，体现了上述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西北穆斯林族群逆境求生、奋力开拓的内在精神。灵州王氏家族开发磁窑堡煤矿之后，从客观上说，当时的煤炭消费市场规模与水平制约着它的生产能力与经济效益；从主观上说，脱胎于封建经济与民族压迫制度之下、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王氏家族没有可能在煤炭的深化利用上做文章来谋求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开矿无法成为王氏家族经济生活的全部来源。煤矿每年秋天开工，春四月停工，夏天只护井、排水。家族兄弟8人及其子女，在积累了能够雇得起工人的资金后，便进行了劳动分工。夏天，除必须的留守者外，全部撤到了川区种田。王家兴旺时期，全家族也都是不分男女老少，与雇工一起种田、吃饭。灵州王氏家族的这种生产、生活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近现代回族经济的脆弱，另一方面反映了回回民族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充实美好生活的内在生存本质与理想。

　　灵州王氏家族经过不懈的奋斗与追求，终于生存了下来，人口从同治末、历80余年由几人发展到建国时的百余人，经济上从家无片瓦到建国初拥有一个村庄、数百亩良田、200余间房屋的中上经济水平。正如同治后吴忠南门、金积堡周围被迁赶他处幸存的回民，后来陆续从当年镇压回民起义有功的清军将领们吸食大烟的后裔手中，陆续买回那原属于自己的“金板田”一样，灵州王氏家族在同治劫难后，历尽艰辛，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恐怕是清朝皇帝与左宗棠的“善后”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近现代回回民族经济存活于封建政治、官僚经济、地区经济的夹缝中。

　　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工业，走过了一条在本质上相同而层次不同的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政治压迫的道路。灵州王氏家族煤炭工业的艰辛历程，揭示出近现代回族民族工业不仅受到封建政治、官僚资本的压迫，还要在其他民族工业挑战与挤兑的夹缝中生存。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