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右二）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右）。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

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尼克松离开中国时挥手告别。

　　基辛格访华打“前战”

　　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敌对的中美双方都开始考虑改善两国关系。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美国白宫，他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

　　与此同时，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1971年7月9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访问有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了公告稿。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

　　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郑重声明：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联合公报》中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幕后故事 四大元帅：中美苏可参考“三国”

　　究竟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调整外交战略？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必须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毛泽东委托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

　　1969年6月上旬至9月中旬，四位元帅进行了十几次讨论，先后写出两份书面报告，还向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口头建议。7月11日呈送的第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把中国看做是“潜在对手”，而不是现实威胁。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美国有侵朝、侵越两次战争失败的教训，而它的战略重点又在西方。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不至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但是，苏联要与中国大打也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主要是担心形成东、西两线作战，难以速决以及战略重点也在欧洲等。

　　根据国际形势新的变化，四位元帅深深地感到，在中、美、苏三方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叶剑英援引历史典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东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按照这一思路，四位元帅经紧急讨论，写出第二份报告，于9月17日呈送中央。

　　画龙点睛 结束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方针

　　70年代，经济大萧条使美国受到严重打击，苏联咄咄逼人的姿态也让美国感到必须要找一个可靠的帮手，同时我国与苏联的摩擦也在不断升级甚至出现武力摩擦。虽然如此，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仍震撼了当时的世界。

　　尼克松将自己访华的一周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艘大船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各自转个180度大弯来之不易。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中美关系的改善对我国的意义重大。这使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加强，关系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使我国不再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不利局面，在实际上结束了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决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对我国的影响。

　　1978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