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张闾芝的努力下，《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一书悄然面世。书中首次发表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被幽禁时期的照片，那些不为人知的岁月，那个寂寞而孤苦的张学良也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初次见面毕生难忘

　　与大伯最初的见面，虽已隔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但那一次特殊会面，却给张闾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1954年，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送我一张纸条，说母亲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到了诊所，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楼上的病房里，神情有些紧张。母亲告诉我，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所以大伯、大妈从山里到台北，我才知道原来一家人都在这里等着看大伯、大妈。”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她回忆中的大伯、大妈，便是那时仍处于幽禁状态的张学良、赵一荻。“一会儿，听到走廊那头有动静，家人都紧紧地贴在门缝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但只看见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亲不在，是母亲带着两个奶奶（指寿夫人和马夫人）一起去的，她们都非常难过，大伯肯定不知道我们偷偷看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从很小的时候起，张闾蘅就模糊感觉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时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三层小楼里。楼上房间里有个香案，上面供着一张张作霖的照片。张闾蘅的祖母寿懿是张作霖的五夫人，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我的奶奶虽然没受过现代教育，但很有见识。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去股票市场。”张作霖去世后不久，张学良到北平赴任。沈阳的张家就由年仅20多岁的寿夫人掌管。1931年9月，寿夫人觉察到沈阳的局势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三天，专门赶到北平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安排这个大家庭。

　　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晚的行踪，有各种各样传言。其实“九一八”事变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前门的中和戏院看一场为辽西大水举行的赈灾义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国公使，还有张学良的部下何世礼与他的父亲何东。后来因为马君武那句诗“赵四风流朱五狂”,张学良背了很多年黑锅。“1991年大伯在美国过90岁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为他祝寿。生日会上，何世礼将军特别提到此事，他说可以作证，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戏的。”张闾蘅回忆。

　　“九一八”事变时，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只有11岁，而张家的两个主心骨--张学良与寿夫人都不在沈阳，家里乱作一团。张家的几个孩子被家里的佣人乔装打扮后，连夜坐火车逃到天津，几天后，佣人领着几个孩子才辗转到北平找到寿夫人。

　　日军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占领了张府，张家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间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来时，没带什么家产，只有靠在劝业银行仅存的一些存款勉强渡过难关。”

山中10年与世隔绝

　　1948年，母亲带着张闾蘅姐妹先去了台湾，寿夫人则辗转一年以后才到台湾。

　　“初到台湾，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全家借了一间日本式房子，破破烂烂，又臭又旧，房顶还被白蚁蛀过，稀稀拉拉往下掉渣。奶奶起初不肯买房，也不肯将她随身带来的几个箱子打开，她总是说：‘再过半年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时张家一大家子人全睡在地板上，半年后寿夫人彻底死了心，才开始找自己的住房。

　　到台湾后，家人便听说张学良已被送到台湾关押，可是关在哪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张闾蘅回忆，她上学时的课本提到张学良，学校老师也知道她的身份，所以凡是讲到这段历史时就很含混地带过去。但对那时候的张闾蘅来说，“张学良”只是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大伯。

　　根据张学良日记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岁月。他们被国民党军统局幽禁的第一站是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旧式木板房里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舍中。由于走得匆忙，他在井上的书还未来得及搬走。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其实那10年他们过得很苦，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小猫打发时间。那10年完全与世隔绝。”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想起了张学良。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从台北带回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而张学良本已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但身在囚笼，又不得不写。这篇文章本是张学良作为私人信函给蒋介石的，但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他亲笔重抄一遍。这篇文章后来还流传到外部，成了所谓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从张学良的日记看，当年这些“奉命之作”让他几度情绪失控。

对宋美龄心存感激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台湾原所谓“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及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到场，悄悄坐在最后一排。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蒋、宋离去后，国民党元老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后每次做完礼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叙旧，原来严密的看管也有所松动。

　　“大伯经常说，如果没有宋美龄，他的命运可能改写。宋美龄一直对大伯比较照顾，她经常给大伯写信，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有时还会随信寄来各种礼物。”宋美龄原本就与张学良及其原配妻子于凤至很熟悉，20世纪50年代时，宋美龄几次去美国看病，都特地找机会与于凤至及其子女见面。回台湾后，她把见面情形写信告诉张学良，每次提到于凤至，她都称“凤姐姐”.而张学良最终与于凤至离婚、与赵一荻结婚也是在宋美龄提议下完成的。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