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期间，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策划的“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大展吸引了众多观者。在武威市博物馆没有看到的几件精美文物出现在午门的展厅中。比如“阮咸琵琶残件”。据传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把秦时流传下来的琵琶改制成“阮”。1980年7月，武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营乡青嘴湾发掘唐代吐谷浑王族的墓葬时发现了这件乐器，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阮咸琵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葬出土了“大唐故武氏夫人”的墓志，证实墓主人为“则天大圣皇后侄孙女”，随葬的这件乐器当为墓主人生前挚爱。
展览还首次展出了刚刚修复的一组2020年出土于甘肃天祝喜王慕容智墓葬的彩绘陶和木俑。前排居中摆放的是一件彩绘陶双髻女立俑，她的左右两边是彩绘的木雕顶风帽男立俑，后排是两件彩绘的陶风帽立男俑。木雕顶风帽男立俑由整木圆雕而成，彩绘完整，头戴橘红色披肩风帽，外披橘红色窄袖大衣，面部涂白彩，墨色勾勒五官，神态逼真，代表着吐谷浑王室的仪仗俑群阵容。唐代木雕，除新疆、陕西等地出土较多之外，其他地方保存不多。甘肃天祝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从保存数量、人物造型、衣着打扮、形象发式等方面都富有生活气息，和墓葬中出土的木制的天王、武士俑一样，反映了吐谷浑王室的随葬制度。
故宫大展“敦行故远”展出的修复完毕的甘肃天祝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彩绘俑
8月末笔者专门去甘肃天祝看了喜王慕容智的墓葬。墓葬位于祁连镇岔山村北，东、西、南三面是三山环绕，中间是较为平缓的山间盆地，和纵谷相结合。常规的单室砖室墓，封土、墓道、壁龛、照墙、甬道、墓室，布局分明。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长约17米，当时的考古领队、甘肃省考古所刘兵兵介绍说，墓道内当时随葬有很多木构件、墨绘砖块、调色石、木旌旗杆，还有殉葬的马和羊。近墓门处东西两侧都设有壁龛，壁龛内随葬70余件组彩绘陶、木质仪仗俑群，文物多到“几乎无立足之地”。在现场可以看到，甬道为砖砌的双券结构，券顶上原绘有双层门楼形象的壁画，现在已经在甘肃省博物馆修复完毕。墓室西侧放置考究的棺床，棺木及丝麻制品已整体打包提取至实验室，覆盖于棺盖、棺床及床榻上的丝麻制品图案清晰，颜色华丽鲜艳，保存状况很好，也已基本修复完毕。
2020年初秋到甘肃省博物馆探访时，笔者还幸运地看到了甬道出土的那方石质墓志，上篆书九字“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墓志内容显示，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系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后为跋勤豆可汗，因病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并有“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的字样。该墓志对完善吐谷浑后期王族谱系及相关历史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尤其是“大可汗陵”的字样为首次出现，考古人员据此对“大可汗陵”的范围进行了缜密调查勘探。
甘肃天祝喜王慕容智墓葬甬道及照墙壁画
刘兵兵今年发掘的两座墓葬依然在祁连镇，编号分别为马场滩一号墓、马场滩二号墓。遗憾的是墓葬都被盗掘一空，只留下完整的砖室墓。一样的墓道、一样的有着砖砌双券结构的甬道、一样整齐而规整的棺床……只是无法知晓墓主人是哪位吐谷浑王族成员。考古队员正在棺床上仔细地提取着各类遗存，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来到了天祝，刘兵兵自然会带我们去看夏鼐先生当年发现金城县主墓志的青嘴喇嘛湾。这也是我们此行最想探访的地方。
青嘴喇嘛湾墓群就位于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离祁连镇并不远，被认为是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的墓地群。民国初年，武威南山首次出土了两方吐谷浑墓志，一是弘化公主墓志，一是慕容明墓志。1927年武威大地震，又出土了慕容忠和慕容神威迁奉墓志，都收藏于武威文庙。1944年，夏鼐先生西北考古时在武威看到了这4方墓志。通过多方探访踏寻，决定在武威南山喇嘛湾进行考古发掘，最终获得2方墓志，一是金城县主，即慕容忠之妻的墓志，二是慕容曦光的墓志。
藏于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的弘化公主墓志
手头正好有《夏鼐西北考察日记》可读，可以了解详细的考古过程。1944年10月8日，夏鼐“至上喇嘛湾，住一萧姓者家中。屋在山腰间，其南为村庄，冰沟河由西向东流，经过村中，对岸为变质岩之石山，稍西有一径南通干沟，屋之背后即背面即为黄土之土山，唐墓即在此山上。”
虽然现在我们在山岗上所能看到的只是回填后的深坑，但通过夏鼐当年的详细记录，可以了解这间砖墓的情况。比如，墓顶离地面约3公尺，墓深为3公尺有余，墓系四方形，每边约4公尺，砖层横卧，叠堆至2公尺许，乃向上作弧形之顶，作成穹庐形，顶之最高处为正方形，由长方砖之侧面砌成，近于六朝砖墓，与晚唐砖墓之水磨平滑者不同。因为是被盗过的墓，余物已经不多，夏鼐先生当年有一种“食之无味舍之可惜”的纠结，在1944年10月9日星期二的日记中他调侃说，“如果此墓有墓志，由吾人此次一停工，此志不知何日始能出土，十年后或百余年后，有人阅及吾人之记载，知此间尚有一半途停掘之墓，再加发掘而出现，恐在吾辈死后矣。”经过一个晚上的“辗转不能入眠”，他决定“仍拟继续工作，掘完此墓为止”，“何不多费一星期之功夫，以免百余年之等候后始能解决此问题。”并因此添雇工人达14人，将整个墓室向下开掘，达6公尺余……14日晨间天未亮即起身，继续清理二号墓昨日之木板。且在平台之外，发现“有砖砌成小祭台一……祭坛上乱堆之遗物甚多，木屐底一双，木俑头部及上身颇多，小琵琶及小琴，棋盘，残绢，镶嵌螺钿之木片残片，乱堆一起。小祭坛之西，地上亦有木俑头部，又有木马二，一白一红，颜色不同。”
15日，“今晨开工较前两日为早”，“中午发现墓志一方，始知为金城县主之墓。”墓志上下长36.5厘米，阔35.5厘米，厚4.5厘米，盖上篆“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九字，四周斜面篆十二支，铭文共16行，行16字。志文间朱红格，一部分尚保存。“掘得此墓志时，阎君（文儒）适以中午收工，由一号墓前来参观，见及大喜，忽失笑云，‘真掘出墓志来。’”“余以半日之工夫，始清理完毕，绘画提取，完毕时已暮色苍茫矣。”虽然又困又累，夏鼐在日记中直抒胸臆，“然精神方面极愉快”。这块墓志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
很快，16日，夏先生在一号墓发掘到慕容府君曦光之墓志，“志盖取开后，见志石已裂，上铺淤土上有绢纹，似原来铺有一层细绢，淤土似为后来所积，不见朱红格。”志石长阔皆61.5厘米，厚5.5厘米，四周斜边四灵和十二神，志盖篆“大唐慕容府君墓志铭”，志文共23行，行25字。除墓志外，又得漆碗数个。“其中一碗，以螺钿镶嵌成纹，最为美观，与日本正仓院之唐物比较，绝不逊色，惜口部稍残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以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处置，取回舍后即已损毁，为余最痛心之事。”
这之后夏鼐先生查阅大量文献，写出《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1948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文章开头叙述了写作的来龙去脉：“吐谷浑，发迹东北，徙居西陲，永嘉之乱，乘机兴起，当其盛时，东抵洮水，西兼鄯善、且末，辖境广袤数千里，及贞观中，唐太宗大举兵戎，战败之，其势始衰。割据凡350年，龙朔三年，吐蕃遂取其地。然其后徙居凉州灵州犹袭可汗号，为唐蕃屏，百有余年。至贞元后，其封嗣始绝。历时虽久，惜史传记述。殊嫌疏略。1944年考古西北，于武威文庙获观近年出土之吐谷浑慕容氏志石四方，颇有足以补订两《唐书·吐谷浑传》之阙失者。翌年秋，与友人阎文儒赴武威南山，从事发掘，得金城县主及慕容曦光二志，如获瓖宝，并得殉葬珍品多种，洵为考古发掘之奇遇。归来后，乃将二志写影精拓，以飨当世，并参稽史传，略加考证。又综合前后二志，作为年表，俾言吐谷浑失国前后之史事者考焉。”这段话白文相夹，读起来很是上口。
文章对新获两志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其中的疑误，并结合之前的四志及《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详细列出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吐谷浑的历史“年表”，基本梳理了不同墓志主人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堪称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文章。
夏先生当年在文章最后也说，“异日志石更有续出者，当再理而董之。”20世纪80年代他的文集出版时，夏先生自己就在文后补记了两次，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于武威天梯山的慕容宣昌的墓志，一是1958年在喇嘛湾出土的慕容若妻李氏的墓志铭。
墓志的重要性在于它记载了吐谷浑王族的封号变化，如可汗、青海国王、大同军使、朔方军节度副使、朔方副元帅等，反映了唐朝对其相关政策的变化。墓志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吐谷浑王族与他族的婚姻关系，可以看到吐谷浑慕容氏在不同时期与唐宗室、外戚、武则天家族以及当时士家大族的不同联姻情况。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年一直关注边疆考古。慕容智的墓志用汉字书写，但发掘者在其志石一侧发现两行未识的文字，很可能是利用汉字创造的民族文字。恰巧，青海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发掘出土了一枚印章，专家认为是吐蕃文字，释读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吐蕃通过王室联姻的形式对吐谷浑进行控制，从而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这枚有着明确出土背景的珍贵印章解决了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很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从20世纪初偶然发现的弘化公主墓志到最新考古的慕容智墓，再到正在发掘的马场滩一号墓，吐谷浑史的研究一次次因为新资料的出现被激活，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互相印证的无限可能。
（来源：文物之声 作者：杨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