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着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列出的几种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读此类书,很关注它们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
“我想学自然科学”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书单中提到“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技普及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发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读这本书?毛泽东回答: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他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方面的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着,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席泽宗的
《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毛泽东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着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毛泽东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施密特《宇宙体系论》等。他读了苏联威廉斯《土壤学》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们也读一读,说是“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生长”.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1974年,他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着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关注和阅读逻辑学专着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这份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是他1912年自学时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着,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着。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觉得是用了功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着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等。
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着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学指要》送给毛泽东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章士钊,对他说: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着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学指要》序言稿中,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情况。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学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说:“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毛泽东索性代章士钊拟了一个“说明”: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章士钊这类老先生的诚心呵护。章士钊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