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弄虚作假不止这一次。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到潼关检阅第一师部队，胡宗南竟令将七分校的一部分体格强健的学生用全副崭新的装备，编成一个团，冒充第一师的官兵演习，接受华莱士检阅。还有一次，军政部巡回检阅团到天水点验第四十二军部队，胡宗南又令以第四十八师最满员的第一四三团轮回受点好几次。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本是中国数千年官场的恶习与顽症。到民国时期，这种“官场病”依然盛行。好大喜功而又虚荣心极强的胡宗南更是热衷于此道。我们将在以后可以看到他在1947年率部攻占延安时更为恶劣的弄虚作假的表演。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就在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之时，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他这位手握重兵的国民政府军事大员，在密切地观察，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切实地对他进行着多方面的工作。

　　中共方面对胡宗南进行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由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派遣中共的一位年轻的情报人员，掩盖身份，取得胡宗南的信任与赏识，打入胡的身边，担任至关重要的胡的贴身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借以长期获取胡的各方面机密情报。

　　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抗战发生后，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期间，曾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后，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第一军服务。此消息传到了正在武汉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团那儿，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人，曾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形势很好；但以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势必要发生，因此他主张中共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在抗战初期就要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军政要害部门与党政军各要人身边，安插进中共的各种秘密情报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秘密策划布置下，中共秘密情报人员谢和赓担任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余湛邦担任了张治中的机要秘书，赵荣生担任了卫立煌的机要秘书，等等。

　　胡宗南是蒋介石军事嫡系黄埔系的首领，手握重兵，抗战开始后军政地位急剧上升。周恩来对他更加重视。因此当周恩来听到胡宗南部将接受“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共代表团中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迅速选拔一名年轻中共党员到长沙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还根据他所掌握的胡宗南的个性特点，提出选拔这个青年党员的一些条件，即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着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以能适应在胡宗南部工作。

　　蒋南翔经考查，最后选定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并由他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熊汇荃。

　　熊汇荃，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长达12年。

　　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家住湖北武昌，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刑庭庭长，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与名望。熊汇荃本人于1919年生，在1935年才17岁就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任“民先”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后又由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出身官宦，仪表不俗，年纪较轻，又聪敏精细，受过高等教育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锻炼，知识面广，记忆力强，能随机应变，完全符合周恩来的要求，能适应在胡宗南部队中长期潜伏进行情报工作。抗战发生后，熊汇荃正在迁移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就读，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郭见恩，与蒋南翔重新接上了关系。蒋南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熊汇荃留在长沙，不要暴露中共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争取进入胡宗南部工作。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湖南一位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李芳兰。此人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与国民党上层一些人物有些往来，在湖南略有些名气。当时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从南京中央医院西撤的医生、护士，有从上海西撤的爱国青年，还有一位画家赖少其，另外还有二十多名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北平、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洪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人。熊汇荃按照蒋南翔转述的周恩来的指示，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身份，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胡宗南更是重视，自江苏前线来电表示欢迎，还特地派来一位姓陈的政工人员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当指导员。

　　1937年12月底，熊汇荃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1月初，胡宗南来到武昌，亲自分三批接见与考察“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每次接见时，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然后提出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胡宗南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胡宗南在名册上记下他的印象与观感的符号。--胡宗南用的仍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面试目测法，此法虽简便，也有一点效用，但对一般被试者尚可，对胸有城府、善于做作者则不灵，对那些怀有特殊使命的大智大勇者，则尤不可用了。如他这次面试熊汇荃时，就完全被熊汇荃所迷惑了。关于熊汇荃到胡宗南部进行情报工作情形，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熊汇荃为着完成中共方面交给他的使命，达到顺利进入胡宗南部，并取得胡宗南的关注与赏识的目的，认真思索了胡宗南的个性特点与提问方式。他发现，胡宗南对前几个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要到本军来？”熊汇荃当即萌生出一个念头，要使自己的回答与言谈举止迎合胡宗南的个性与爱好，要使胡宗南这个令常人“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给胡宗南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胡宗南点到熊汇荃的名字时，熊汇荃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这一手果然使胡宗南很惊讶，瞪着眼瞧着熊汇荃。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