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3日，胡宗南被西安办公厅副主任谷正鼎等人迎至位于西安五岳庙门街的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任职，代行厅事。

　　这样，胡宗南就成为西安地区国民政府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这同时，军委会批准，胡宗南指挥与督训、节制的部队整编为三个集团军，其编制如下：

　　第三十四集团军，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驻关中。总司令由胡宗南兼，李延年副之。

　　第三十七集团军，辖第三十六、第七十六、第八十等三个军。驻三原。总司令为陶峙岳。

　　第三十八集团军，辖第三、第五十七、第四十二等三个军。驻平凉。总司令为范汉杰。《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5~116页。

　　以上三个集团军都由胡宗南节制指挥。于是，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正规部队有三个集团军之众，其军政权力几乎等于甚至超过战区司令长官。这时，胡宗南虽无战区司令长官之名，但已有战区司令长官之实了。

　　到1942年7月23日，重庆军委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下令撤销军令部西安办公厅，正式任命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特许胡在西安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胡的副长官部名义上属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导，但司令长官朱绍良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胡宗南副长官部的军事、人事、财务等，都从不过问，放任胡宗南独断专行。胡宗南的副长官部独行其事，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军政权力之大，实际超过当时国民政府的各战区司令长官。

　　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军委会致电第八战区，赋予该战区一个军的番号，命在甘肃成立一个新军。朱绍良长官部的人闻之大喜，以为有调升的机会了，一些幕僚提出编组计划，建议保某人当军长，保某人当师长、团长等。朱绍良看了以后笑着说：“这是要由胡副长官来办理的事情。”朱的左右大失所望。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绍良、蒋鼎文这些胡宗南的“长官”对胡宗南的放任与支持。

　　朱绍良等人还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悉心指导与培养胡宗南的军政领导工作与指挥能力。据胡宗南在1941年12月2日的日记记载，这天朱绍良就胡宗南的军政领导工作秘密地向他传授了许多很重要的指示与经验，主要内容如下：

　　一、党国前途，决于本集团军能否成公为准，在建军未成以前，应避免一切之摩擦，现事功未成而各方皆已畏惧，甚为不当。

　　二、在军事上，应有共肺腑肝胆之人，而在政治上犹为需要，应尽力物色。现在所有之人，大都招摇，招摇之人决不能共患难。

　　三、经济人才，一无所有。办大事而无经济之人，如何能成？

　　四、本地人极力存贮而宝贵之。

　　五、应有师友，方能有成。

　　……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这些都不是官场的客套话，而是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知心话。由此可见蒋介石、朱绍良对胡宗南的器重之大与期望之殷。

　　在蒋介石的精心扶持与大力提拔下，胡宗南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安与陕西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坐镇一方，统兵数十万，除直辖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共三个集团军外，还有配属的各特种部队，如骑兵、工兵、装甲兵、炮兵等等，还有归胡领导的各军政院校与社会团体等。这就是当时舆论界所称的胡宗南“开府西安”.这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是第一人，在黄埔系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

　　这一年，胡宗南才虚龄47岁。

　　不久，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根据重庆军委会一人专任一职的指示，胡宗南专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辞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由原副总司令李延年升任；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但胡宗南在第七军分校、战干四团的领导职务仍兼如故。

　　在1943年年初，胡宗南又保荐自己的亲信将领、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到甘肃西部担任重新组建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警备河西走廊，并准备率军入驻新疆，填补因盛世才内调后在新疆留下的军事空隙。胡宗南的军事势力向甘肃西部与新疆深入。胡宗南的影响遍及大西北。胡令廖昂继任第七十六军军长。

　　胡宗南将其所部作了这样的部署：

　　以第三十四集团军李延年部担任黄河河防，防止日军西侵；

　　以第三十七集团军陶峙岳部驻关中，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驻陇东，以第三集团军李铁军部驻河西走廊，共同担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防止察绥日军西进入甘、镇慑西北地方武装以及防阻苏俄向中国渗透等。

　　胡宗南在认真贯彻蒋介石交给他的“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的战略方针。

　　未及实施的“闪击延安”

　　1942年7月胡宗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不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重庆国民政府的力量与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得到增强。1942年，国民政府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在这同时，苏联为集中力量抗击希特勒德国，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日渐强硬，要求中共“取消军阀割据，交出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甚至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等。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1942年中共方面以王世英出面，邀胡宗南访问延安，胡曾准备去协调一下双方的关系，但为蒋介石所阻而未成行。1942年8月，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西安面谈，又未能成功。林彪

　　中共方面派林彪代表毛泽东，于1942年9月经西安，10月7日到重庆，与周恩来一道，从1942年10月开始，同国民政府的代表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进行谈判，历时数月，但一直没有效果。到1943年年初，出现了周恩来所称的抗战期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说，“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周恩来所称的这次“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主角，就是胡宗南。

　　在1943年2月，胡宗南接到了朱绍良以绝密件发来的、已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该计划指示胡宗南等部“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立即按此计划，命令有关部队进行作战准备。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