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为此感叹不已，说：“宗南兄不敢冒此险，我知其虽有大志而无大胆，不可以有为矣。”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65页。

　　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在西北筑起的所谓“防共长城”,给中共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却不能阻塞中共的迅猛发展之路。

　　再次跃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胡宗南在1939年8月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在蒋介石的着意安排与大力提拔下，再次飞速升迁。

　　194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结束天水行营，撤销第十战区，在西安改设军令部西安办公厅，调军令部次长熊斌为主任；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则专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到1941年夏，蒋介石又令熊斌与蒋鼎文对调职务。

　　军令部西安办公厅名义上是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的上级机构，但它却无军事指挥实权。而且无论是熊斌还是蒋鼎文任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明了蒋介石的用心，对第三十四集团军放任不管，让胡宗南独立行使与扩张权力。

　　胡宗南知道自己权位的上升，首先取决于自己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充与军事集团的壮大。因此，他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抓部队。当时胡宗南坐镇的关中地区是河南第一战区与山西第二战区的后方，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的部队在每次作战后常常要开进关中整补；而从四川等地开往前方的部队也常常要通过关中。蒋介石命令这些部队都由胡宗南负责督训与补充。胡宗南乘机重新整编这些部队，调整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安插自己的亲信，在这些部队中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影响，从而使这些部队逐步纳入其军事集团中。

　　胡宗南在大力扩充自己军力的同时，也不时根据第一、二战区的需要与请求，派出所部到山西、河南战场，参加对日军作战。

　　在1939年冬，日军向晋西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进攻。胡宗南派遣第九十军渡黄河入晋参战。在1940年夏，该军第六十一师钟松部收复侯马，第一○九师胡松林部收复河津、稷山，第五十三师曹日晖部收复汾城。

　　在1940年6月，日军进犯晋东南太行山区。胡宗南应第一战区卫立煌请援，派遣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与第八十军孔令恂部渡黄河入晋作战。

　　1941年5月，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地区的中国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激战二十余天，该地的中国军队战败，先后突围，其中，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第八十军孔令恂部、第九军裴昌会部等，都陆续开入关中，由胡宗南督训整补。只有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的残部坚持留在中条山地区流动作战。胡宗南部第十六军预一师第二团夏尧村部扼守黄河东岸河津县的禹门口，这是中国军队唯一控制的黄河东岸渡口。中国军队依靠这个渡口保持黄河东、西两岸的联络，向坚持在中条山地区流动作战的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提供补给。

　　在中条山战役紧张时，胡宗南派遣第七十六军李铁军部、第一军第一六七师等，出潼关进入豫西灵宝一线，增援第一战区作战，直到1941年11月回师关中。

　　在1940年到1941年间，由胡宗南指挥、节制与督训的部队常常有十多个军之众，超过其本部第三十四集团军建制的数倍。

　　于是，胡宗南从1941年6月开始，先后数次向重庆军委会呈文，要求将他节制与指挥的十多个军整编为三个集团军，胡并提出了三个集团军的具体指挥人员名单。但一直未得到军委会批准。《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07页。

　　1941年10月底，山西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黄河东岸的禹门口与龙门山，威逼黄河河防。防守黄河东岸禹门口的胡部第十六军预一师第二团夏尧村部激战数昼夜，不支，团长夏尧村负伤，率部退过黄河。11月上旬，禹门口失守，日军进抵黄河边。胡宗南闻报大惊，急令预一师师长谢辅三率第三团强渡黄河夺回禹门口阵地。在该团半渡之际，日军枪炮弹如雨，该团伤亡惨重，被迫退回。禹门口未能夺回。

　　由于禹门口的陷落，日军进抵黄河东岸渡口，不仅使黄河东、西两岸中国军队的联络被切断，留守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残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日军有可以随时渡黄河西犯关中的可能。关中黄河河防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胡宗南为防日军由韩城一线渡过黄河，急调第十六军预三师周开勋部增援韩城河防，又将第九十军李文部集结于集义镇为二线部队。1941年11月12日，胡宗南任命第一军军长陶峙岳为黄河河防总指挥，限一个月内完成河防工事与作战准备。同时，胡宗南下令将失守禹门口的预一师二团团长夏尧村押送西安枪决，将第十六军军长董钊记大过一次，预一师师长谢辅三撤职留任，借此整顿军纪，激励军心。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第14~15页。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开战后，胡宗南曾要求派部队过黄河反攻山西，未获蒋介石批准。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1941年12月2日向胡宗南指出：“山西情况如何，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且过河不能消灭敌人，亦不能拔一据点也。”朱绍良并指出，如河防失败，陕北共军必将乘机南下：“异党南下之时机，在河防失败以后，不失败不至南下。”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但胡宗南为了减少河防威胁，一直想夺回禹门口。1942年2月农历除夕夜，胡宗南派遣第一○九师陈金城部趁黄河冰冻之机，强渡黄河登上对岸，猛攻禹门口制高点龙门山阵地。在这之前，胡宗南令预一师谢辅三部派一个加强连，配备工兵与电台，由朝邑县徒涉过河，破坏河津至运城的公路和桥梁，牵制日军增援部队北上，协助第一○九师陈金城部的正面进攻。战斗从除夕晚打到春节初一凌晨，由于日军防守坚固，胡部受挫退回黄河西岸。

　　由于禹门口无法夺回，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的残部无法坚待，只得撤回关中。日军直抵风陵渡黄河边，与潼关一水之隔，日夜以大口径臼炮向潼关胡部阵地猛轰。这时，在黄河东岸的晋西南地区，只剩下胡部一个游击纵队，以河津靠近黄河岸边的许家岩为根据地，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坚持与日军战斗。胡宗南任命令孤士达为该游击纵队的指挥官。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第14~15页。此后，胡宗南遵照蒋介石、朱绍良的指示，再未派部队过黄河反攻，一直与日军隔黄河相对峙。

　　1942年1月，重庆军委会令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汤恩伯任副职；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在指挥中条山战役失败，被调任西安办公厅主任。卫立煌来西安两个月，不安于此职，在1942年3月就被调离。重庆军委会乃任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西安办公厅主任，胡宗南任代主任，负实际责任。 (责任编辑：陈冬梅)